两星期前，在上海，参加了民生现代美术馆开馆展，《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1979-2009）。从北京去的班机上，有六十多人都是参加这个活动，加上其它航班和从各地赶来的人，约有四五百人，名副其实的打飞机赶场子，全部入住西郊宾馆，豪华的开馆宴会和开展酒会，使当代艺术圈子无缘谋面的各路英豪，多年来，在京城以外，齐聚一堂，碰杯寒暄，共享资本营造的当代艺术的历史荣光。

几天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另一个更大型的展览横空出世，《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据说办展花销1800万，这不包括对参展作品的收藏费用。我没去现场，在网上就足以感受到它的热度。两个展览的策划有不同的定位和角度，但共同的是均以时间为线索，以学术和历史为为参照，在资本的强力支持下，充满了灼灼逼人的自信和野心，这应该是金融危机以来，当代艺术作品的市场价格纷纷下滑后，资本通过学术概念连续拉动的两个高点，不知是改造了市场还是改造了历史，留给历史自己去评判吧。

从去年开始，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的各个领域，都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建国以来的历史，时间到了这个节点，宏大的历史观在人们心中油然而生，我也有幸参加了一系列与历史有关的展览，“历史，30年，60年”等字眼在官方，百姓和知识界，经济界处处皆是，在盛世崛起的欢乐背景下，回顾历史多是为了把自己嵌入历史，转入更辉煌的未来30年。

30年，使我从轻狂少年变成不惑中年，记得1979年，我在中央美院附中一年级，学校马路对面，我们每天画速写的美术馆外小花园，突然有一天，铁栏杆上挂上了油画，木雕和版画。这就是美术史上重要的星星美展的首展，挂了不久就被取缔了，我从画的标签上，知道了马德生，阿城，黄锐，王克平...这些名字，也知道了画还可以这样画，这样呈现，这样有感觉，有力量。

从79年算起，跟着时间的脚步，伴随当代艺术走过30年的历程，这也是每一个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时间段。在我眼前曾驻留过的历史片断，随着时间渐渐远去，都成为历史。这是我听到的看到的参与其中的鲜活的生动的历史，它真实地存活于每个在场的生命体验中。做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看到许许多多人们带着不同目的去梳理和解读这段历史时，看到已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和偶然性时，总想寻找对今天和未来有推动意义的线索，否则，我们所面对的历史就没有价值。

有一天，和朋友偶然聊起，49年到79年，其实就是30年的时间距离，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听到“解放前和抗日”等字眼，仿佛是遥远的历史故事，使我不禁想到，当我们这代人热烈的追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时，对于80后，90后，他们是不是有同感，我们也许在讲述与他们现在没有关联的遥远故事。他们和我们心中所感知的历史，由于时空的的原因，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景观。 “文革，85和64”对我们是那样近那样记忆深刻，对于他们是那样远那样模糊陌生。

所以，我们无法复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可以说历史是一个虚拟的景观，对于我们现在人，重要的是从历史的景观中看到大的轮廓，在历史的时空中看到大的轨迹。49年之前的30年，是中国推翻帝制后走向现代化，并伴随民族救亡的斗争历程，在这一时间和空间下的历史，国共两党各自表述，展现给后人的是不同的版本，所以历史片断的真实已失去意义。49年之后的60年，是共产党建政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78年开始向西方开放，走向市场经济，似乎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但中国从没放弃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经济改革也冠以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

去年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六十年”大展，一幅幅建国以来的名作，使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而是强烈意识形态主导的新中国美术史景观。我的作品《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放在其中，尽管在题材上反映了那个时期，形式上借用了西方的手法，这件作品仍是社会性的宏观叙事，是意识形态的创作观念下的经典和代表作品，虽然具有历史的价值，对于我个人来说，85年之后，我就有意识的疏离了这个轨迹。

当我们宏观地去观看30年当代艺术景观时，在八十年代初，面对极端的意识形态文化，我们曾有明确的反叛目标，但伴随我们成长的意识形态已深植我们的观念和意识之中。九十年代由于政治变革的理想失败后，人们把目光放在经济变革上，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逐渐淡化了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当我们反观这段艺术史，从许多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图式和背后的意识中，可以看到他们被自我禁锢在他们所反叛的意识形态中，许多当代作品放在一起，多是以具象和社会图像为主要表现手法和题材，文革的符号，传统的符号，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被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艺术手法，反复使用和强化。从当代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的批评文字和策展理念中，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思维和观念，他们对生命的冷漠和对权力的迷恋，充斥于理论的方法和视野中，使他们在群体的躁动中失去了个体的独立和感知，消弱了他们的职业责任感和判断力。

改革开放的30年，使中国经济逐步走向自由繁荣，艺术领域也受惠于市场经济，艺术市场也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当自由的资本与意识形态，权力和利益通过艺术媒介结合和共谋时。便具有了更大的诱惑力和主导力，特别是在拜金主义的功利社会，它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在物质繁荣的景象中，使人们自然接受专制文化所遗留的艺术形式，甚至内容，当资本的运作使艺术作品和事件带来巨大商业利益时，无形中也在疏导和传播者着这种文化的图式，符号和价值观，使前卫艺术在资本的的驱动下，放弃文化的批判性，与意识形态的权力资源合流，成为前卫艺术系统里的既得利益者，它的角色的隐蔽性和暧昧性，将真正成为当代艺术的敌人，从而消弱当代艺术的活力。

当亿万观众的收视率成了赵本山每年出镜的硬道理时，一个农民成为中国最有才，最有名，最有钱的艺人，张艺谋也要拜倒他前，是仅仅因为商业票房吗，还是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中被引导被迷失。我们处于经济推动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中，在极度自由和欲望无度的商业文化中，金钱在打造着娱乐明星和文化经典，在没有自由的文化专制下，文化艺术在市场的运作下，表面上充满了活力，实质上走向畸形，粗俗，愚昧和道德沦丧。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文化深植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中，也成为专制思想得以存活的土壤。改革开放30年，正是消除农民的城市化进程，经济的繁荣正是取决于对农民土地的不断占有和炒作，对农民劳动的长期廉价使用。当我们的当代艺术去关注农民，表现农民，发掘农民的艺术感染力和市场感召力时，我们是否想到，这种文化关照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冷漠和虚伪，是否为专制文化营造了一个虚假的文化氛围，麻痹了这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意识，成为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下，培育愚民文化的市场推手。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30历史，无疑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但资本和市场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并没有带了真正的文化自由，当人们在文化中追逐物质的商业利益最大化时，可能会逐渐淡化和丧失文化理想，放弃个体生命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当自由经济的商业方式进入文化运作时，我们会有自由的错觉，我们还会错把商业的价值当做艺术的价值，当资本和权力和意识形态合流时，我们会自然放弃对文化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叛逆。

我们将走入下一个30年，我们在前30年的历史中得到了什么，我们不是在历史的功劳簿上享受荣光，我们不是盛世崛起的鼓噪者，我们没有忘记青春的理想，我们要的是还未得到的思想解放和独立，我们要看到真正的艺术自由和创造。我们要让未来的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历史之线，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 。

2010-5-26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