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妙第

一直以来，吕澎与王林两位是我们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楷模。中国当代艺术正是因为他们等前辈的努力有着今天咄咄发展的生机。确实，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有三十年的进程。由于官方在艺术领域长期的主持格局，致使当代中国的艺术从其诞生到今天刚刚得到正统地位的认知，一路发展坎坷。何况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编辑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程。所以，作为官方色彩的美协长期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以及很多新的形式置于官方艺术史记编撰之外。相信，这个空缺即使吕澎不主持这项工作，其他人也将会主持这项工作。而且从目前得知的信息来开，吕澎和王林两位老师均有这种意图。

但是，有种说法认为吕澎是摘桃子，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就一个想法要变成现实毕竟要有很大的经济与体力投入。况且，两人的理论作风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此事的想法上判断应该用殊途同归更合适。只是两人的组织能力、工作的侧重以及时间的先后和主持人的心境不同，吕澎率先编著成功。所以，无论如何，而在此事的结果上只能说吕澎老师是捷足先登。

此事王林老师大可不必动怒，能否也利用闲暇时光编著一套王林版本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著作？何况今天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修编这部史记，唯此实实在在弥补了中国官方艺术史的不足，这个文化工程才具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意义。

而且，就学术层面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史当然需要修编。

当然，不排除吕澎因为修志编史赢得的话语权和声望以及经济利益，但必须首先嘉奖吕澎老师敢作敢为的精神和思想。因为无论谁做了这桩事，这样的行动我们都应为之鼓掌和喝彩，毕竟这本史记性的读物是我们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界的文化盛事。

并且，这项工程不仅仅要看到吕澎赢得的话语权和声望以及潜在的经济利益，更应看到这项工作所带来的经济风险，或许有可能因为此项工作，吕澎因此负债累累。

一直以来，中国文人羞于谈钱。在今天的商品社会，艺术品的一个重要社会属性就是商品，不要整天谈艺术是无价的，更不要将艺术品炒到天价，因为那也不利于艺术品的市场发展。

作为艺术品市场的先驱者，吕澎同样是敢作敢为，擎起当代艺术品市场交易的大旗，为年轻的艺术家的当代艺术品寻找商机不遗余力，自然在赢得利益的同时也在为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社会生存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其市场基础。或许有些错误，彼此应该谅解。

同样先行者的实践等于象牌桌上的出牌者，你的牌在手里和在桌上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其既有的学术体系和模式受到质疑。从现有的报道介绍来看，吕澎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广度：架上绘画、水墨、版画、雕塑、装置、摄影、影像等，但是不包含最最前沿的网络艺术，何况还有当代文学、当代戏剧、当代电影等等最新的发展状态。而且遗漏了不少艺术家和理论家以及评论家。例如王林还有上海的当代艺术家等，这大概是王林老师比较愤懑的原因吧？

再看看吕澎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深度：当代艺术的理论、术语、名词。未见卓有成效的成果。因为当代艺术的本质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科技”六大领域。

何况，“政治”在其中始终作为主题，挥之不去，当然还有“社会”这一部分。这也说明了的撰写者在撰写时的心态始终纠结于政治的心境和关注中国社会变化的环境。“政治”当然是艺术的六大价值之一，但是还有“文化、科技、经济、宗教”四大价值如何撰写？

所以，希望吕澎前辈在今后的修订本中尽量弥补以前的问题，在全球当代艺术理论的学术圈内达到共识，超越编撰者的成见、偏见、己见、短见的因素。如此，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史记才具有公信力，才能体现作者卓越的见识，彰显中国当代艺术在时代进步的方方面面要素。

今天所以起这个标题，是因为《吕氏春秋》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氏春秋》的成功应该与吕不韦的商人身份有关，设想一下，如果吕不韦是一个学有专长的学者，《吕氏春秋》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

因为是商人，更是一个领导着春秋战国最强大国家——秦国的宰相，以及希望建立卓越成就的政治家，这种环境和处境促使吕不韦的心态超然卓越。

显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以及那种对著作字字珠玑的精神追求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卓越的。这也是《吕氏春秋》彪炳千史的基石。同样，这与吕不韦的开门纳谏，闭门修心的超度、磊落、豁达心胸有着极大的关联。

编史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尤其是在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祝愿吕澎能够继往开来，不断超越自我，继承吕氏祖先吕不韦的胸襟和求真的态度，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可否这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吕澎在此基础上重新作修订版本？海纳百川？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更希望吕鹏在艺术品市场化的商业道路上走得更完善。

不过我还是以个人的名义感谢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著作修总比不修强，不要总是停留在嘴上。

注：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

吕不韦是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后来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丞相。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为了慎重起见，成书后，吕不韦又让门人修改了几遍，直到确实感到满意为止。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对十二世纪的论述也可见一斑：“凡十二世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