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教育：西部美术兴盛的驱力

西部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丰富的艺术资源。西部大开发无疑为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开发和转化这些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时机。如何发扬这些传统、开发这些资源不仅需要艺术家的经验和实践，同时还需要学术研究和艺术教育的支撑。恰恰是西部大开发，有力地促进了西部美术的学术研究和艺术教育的发展。

自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不仅非常重视西部艺术的研究，而且专设西部项目，占总项目数的10%左右。十余年来，通过了“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西部美术史”、“新中国成立60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西藏民间美术资源的调查研究”、“蒙古族美术史西藏岩画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疆绘画”、“青海蒙古喇嘛服饰文化研究”、“壮族艺术的人类学研究”、“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中国新疆伊斯兰教建筑装饰艺术”、“内蒙古民间美术研究”、“贵州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中国西部民间美术经典”、“西藏艺术研究”、“藏族民间美术研究”、“藏族当代美术的发展创新”、“新疆当代画家资料库”、“藏族《格萨尔》唐卡艺术研究”等研究项目的申请，全国各地艺术研究机构纷纷展开对于西部艺术的研究和讨论。出版了《中国西部艺术》(程金城著)、《中国西部艺术论》(程金城著)、《中国西部美术作品选》(李绍宁主编)、《西部美术考古》(罗宏才著)、《西藏美术史》(格桑益西著)、《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罗宏才著)、《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李淞著)、《山西佛教艺术》(李淞著)、《唐代墓室壁画研究》(李星明著)、《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段文杰著)、《西藏艺术丛书》及《西部艺术研究》《西部美术家》等极富学术价值的论著和刊物。这些课题和研究成果，既有关注西部某一民族的美术历史，也有考察西部当下美术创作问题，既有对西部某一传统美术门类的研究，也有从宏观角度审视西部美术发展的。这些项目的设立与研究成果的问世，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关于西部美术的研究水平，促进了西部艺术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也从理论上拓展了人们审视西部艺术的视野。可以说，10年来，关于西部艺术的研究成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当然，对于西部艺术的研究更多还是在西部本土上。西部艺术的发展和西部艺术研究的推进，最终还是取决于西部美术教育。西部的美术教育在中国现代史上不仅曾辉煌一时，而且还为维系我国文化艺术教育的国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全面抗战爆发，包括美术院校在内的大多数战区高等院校和文化教育机构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悲壮的文化艺术教育的西行大迁徙。众多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随着学校、机构或逃亡的人流踏上艰辛的流徙之路。西部的重庆、成都、桂林等地一度成为我国美术院校最为密集的区域。延安的“鲁艺”也在救亡的号角中诞生，成为黄土高原上一个为抗战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培养新型艺术人才的基地。众多西迁的美术院校虽然在抗战胜利后，纷纷迁回了原来的所在地，但是，毕竟为西部地区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为西部美术教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四川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院校无不与抗战西迁的一些美术院校或美术教育家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不得不承认，在新中国成立后，西部的美术教育虽有几所专业美术学院和师范大学美术系支撑，但是，结构较为单一，招生规模极为有限。上个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的美术教育获得了跨越式发展。迄今，西部已形成了专业美术院校、综合大学艺术院系、师范大学美术专业、职业艺术院校共存互动、齐头并进的格局。每年这些院校招收美术、艺术设计学生的规模达数万人，为西部培养了大量美术创作、美术研究、艺术设计和美术教育的生力军。正是有大批美术院校的支持，使得西部的重庆、成都、西安、昆明等城市，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为活跃的区域，其影响力可与中东部诸多美术实力甚强的城市相提并论。

今日之四川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专业美术学院，在八大美院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当地都处于执美术教育牛耳的地位。广西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综合艺术学院中的美术学科在美术界都不可忽视。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等西部综合大学10多年来都纷纷恢复或创办大量艺术学院或美术设计专业，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美术创作、美术研究、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基地和美术研究与创作基地。

西部美术教育的发展不仅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而且从西部美术院校走出来的诸多师生，10年来源源不断地东进北上，或办展览或驻扎异地，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力量。就200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当代艺术研究院首批聘任的“院士”的背景来看，来自西部或有西部经历的艺术家几乎占据半壁河山。

历史与本土：西部美术未来的展望

毋庸讳言，西部大开发的10年是西部美术长足发展的10年。如果说西部大开发之前是东部带动西部跑的话，那么，大开发以来则是东西部“双轮驱动”。而对于西部自身来说，大开发为其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条件。

长期以来，西部美术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这一现象的生成，一方面是源于外界普遍的偏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部相对封闭，缺乏开放的视野和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西部大开发以来，不仅吸引了诸多人才进入、并扎根于西部，而且还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思维，从而使得西部传统资源获得了一种新的转化和开放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大开发为西部艺术走出本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一种互动为西部美术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显然，对于对西部充满神秘和神往的东部艺术家而言，当真正踏上西部的土地时，才会真切地体会到西部的精神和气质。同样，对于西部艺术家而言，因为长期身处一种环境内，对其本身反而缺乏自觉，或许只有走出西部的时候，反而更会自觉于此。换言之，越是在开发的过程中，越是在与其他艺术、文化互动和对话的过程中，西部美术家反而更加自觉于本土及其历史。

这就如历史上，西部每一次艺术的活跃期、发展期，无不是西部与外界艺术观念碰撞、交融的结果一样。空间阻隔使西部人更加关注迷恋西部的土地和自身的生活，封闭的境遇，使西部人更富有一种超越的期盼与意识，外部的冲击与刺激，使西部人的反省意识更为自觉。10年来，尽管西部美术不得不依附于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但是，恰恰是在大开发及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西部历史与本土被弱化、乃至被消解的现实背景下，艺术家反而生成了一种强化本土及其历史的自觉。

笔者以为，历史与本土既是西部美术得以发展的土壤和资源，也是其未来发展的自觉与反省所在。一旦失却了历史与本土，西部将不再西部，西部美术也无所谓西部美术。

当然，强调西部美术并非是有意对立于中部和东部，也不是为了强化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或共同体存在。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在此之所以不是有意对立于中部和东部，是因为大开发导致的结果更多是一种互动、对话，在此基础上，是一种对本土资源的一种现代转化。转化并非是趋同于他者，而是为了更深地介入本土资源，使得其能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得以展开和生长。其最终落脚点在于文化的互动和对话，而非融合与趋同。

之所以以“西部美术”命名，不是为了强调西部作为了一个整一化存在。相反，我们更须观照和反省西部内在的差异。西北与西南，四川和云南，重庆和成都，新疆和西藏，南疆和北疆等等，其间的差异才更加彰显出西部美术的特色。某种意义上，差异就是西部美术的特征之一。当然，强调内在的差异，目的也是为了将历史性与本土性引向更深的层面。也就是说，这样的历史性与本土性不仅只体现在其共同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个体及其差异中。我们可以在一个艺术家、甚至某一个具体作品上谈论内在的历史与本土性。换言之，只有深深根植于历史与本土，西部美术方有更多生长与发展的空间或可能。

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美术的发展，同样西部美术不仅见证了这10年的西部发展进程，而且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付诸于对大开发本身的内在的反省和完善。

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生前曾经说过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不要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一些宝贵财富，那就得不偿失了。另外，要开发西部，一定要注意民族问题。我们必须要发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要看不起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也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帮助他们发展。”

我们认为，西部美术的发展不仅是创造新的本土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发扬。即便是创造，也是建基于历史之传承。西部大开发仍将持续，西部艺术的文脉与精神也应伸延与高扬，这是我们的企盼，也必然是西部成其为西部的意义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