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洁癖是很奇怪的。比如，遵照“上级指示”，央视等主流媒体已屏蔽外文缩略词，改用汉字全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负责人表示：希望那些字母词“汉化”以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我们是多种文字长期共存的多民族国家，真也“不习惯”吗？我们曾经很优秀的一些很“汉化”的宗教文化、民族传统、民间伦常反被自己过去不远的过激“文化革命”革掉命了，这是怎么回事？所谓“汉化”，实质是族群洁癖的一种。文字虽然是工具，但它毕竟主要是承载文化的，所以“汉化”亦是一种同样由文字承传下来的文化洁癖。我不知道多少年前日本人、韩国人是否有过各类“日化”和“韩化”的文字洁癖运动，但有一个事实是：日文、韩文中夹杂汉字，并不影响日、韩比中国更早地走进现代社会。这或多或少证明：文化的伟大在于包容和接纳，而非因由于极端的洁癖。

在艺术界，类似“汉化”的腔调，常年不绝于耳。比如今年两会上，那些艺术界的官官头头、权威代表们重复的一个老调就是“民族化”、“中国特色”、“中国声音”之类，实质上就是试图提倡“艺术汉化”。这些举动让我看得很糊涂，一帮经由美术学院科班训练出身的人，对西方古典体系、苏派体系的接受可谓钻骨入髓的，他们将如何地使自己的艺术“纯种”、“汉化”起来呢？

再如缘起于奥利瓦所策展览的关于“中国抽象”的争论，显然又有机会让很多人强化“抽象汉化了”的事实指认，连奥氏本人也入乡随俗有很讨喜的“中国抽象是道、禅综合的结果”观点，形容为“伟大、天上”。看来，艺术中也有一个将伪问题转为真问题的简单方法：加上“中国”二字。这使艺术生产真的好像跟生孩子一样，白种人跟黄种人杂交，生出一个中国人——入籍中国籍就行。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是中国人“被抽象”的成分多还是中国人“抽抽象”的成分多，更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论证一下抽象在中国“古已有种”，才觉得将之拥在怀心踏实。作为教授基础课的教师，我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在培育艺术新生力量的教育领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作为训练抽象思维的“三大构成”才借道香港、台湾等地从开放前沿的南方领养——当然不是杂交、更不是自己生的——进美术学院的，而社会上较大范围地领略抽象的现实魅力，也只有在9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才由市场上出现的各类现、当代设计实例带来。虽然艺术创作领域稍早进行了初步实践，自五四至80年代中后期的昙花一现、零星尝试本就囿于艺术小圈子内，不足以给社会以充分交待，而且各类实践基本是模仿、复制，也不存在什么“汉化”的问题。

接着，我们马上就面对全球化时段，忽然发现原来别人摸索几百年的艺术经验，基本上不用与别人交配，也暂时没有能力自生，领养过来立即有效、可用，或者说，那本来就是“普遍人性”所应然的——犹如工业社会比农耕社会自然而然地使人更有“抽象观”，无所谓“汉化”一举。从经验来讲，我们更多的时候也许应该不是面对“汉化”的问题，而是“断裂”的问题，这就像1851年艺术家们在伦敦首届世博会的水晶宫馆中看到那些他们认为“丑陋”的古典产品时，想的问题绝不会是“抽象古已有之”，而是怎么真实、自由地把新时代精神和新人性辉光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开创艺术、设计新风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些鼓捣出包括抽象艺术在内的新艺术的艺术家、在包豪斯校园里鼓弄出全新教学体系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才真正称得上伟大。一个还试图从雕龙皇焊凤凰——“凤凰”这个吉祥古董最近又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标志性”作品并且很有希望借此再向国际艺术界证明“伟大成功的中国艺术”——的古典图案中寻找“抽象自信”的民族，也许他们真的身体飘在“天上”而不是双脚踏在新时代的大地上。

也许，仅仅瞪着自恋的艺术界让人郁闷难解。学者秦晖视点更宽的观点或有助于大家认识问题。在回答“有没有‘中国模式’”这个问题时，他说：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他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权容易问责难；‘右’起来，推卸政府责任容易，但限权却很困难……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表扬中国模式，左派表扬中国不搞自由放任，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可表扬归表扬，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他们却都学不了……（中国的）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就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这个观点颇有批评“将不足当自喜”的意味：我们自鸣得意的“中国特色”，细究起来有多少内容是承自“西方普遍”的？而真正我们自身生长出来或舶来的“特色”——专政、主义等等，会不会正好是西方认为不好而抛弃的？如果以艺术界的事实来例证秦晖先生的观点，那么可以说我们与西方区别开来的最大的“中国特色”是“铁腕体制管艺术”，像中国当代艺术院那样，“公权力艺术”遍地开花；而与此相匹配的我们引以为豪30年来的有些成就——所谓“优势”，实为秦晖先生直言的学习、模仿别人“创新出来的东西”。以抽象为例，可以说它本质上是西方社会容纳自由、纯粹表达精神的产物，背后有民主制度支持，除去这些，我们真生产出过什么“抽象特色”吗？

经济上，事实已证实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加固全球贸易体系是我们作为的方向。作为整个社会体系之一环的文化艺术，我们同样受益匪浅，如果我们的社会体制——尤其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和发展，还不足以提供让人信服的独立、自主、自由的公民精神去营养出自然而然的艺术之树，只怕那些声嘶力竭喊出来壮胆的“汉化”、“中国式”口号，像推广孔子学院有时候的遭遇那样，让人望而生疑、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