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那天，去宋庄参加王久良摄影展《垃圾围城》的开幕式与研讨会。宋庄我早有耳闻，却是第一次来。与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相比，宋庄的街道之宽，阵势之大，实不可同日而语。在正事之余，参观了国防艺术区，参观了堡垒一般的上上。在上上，看到了正在展出的现代艺术，其中一个装置让我印象深刻，也不知所云。艺术家组装了一件几米高的衣服，挂在墙上，下面一群小衣服（正常大小）铺在地上。铺在地上的还要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看来与脚有关。在一幅幅照片里，艺术家偶尔表演貌似严肃，偶尔看不见表情（因为只有一张嘴）地亲吻不同女子的脚。这些作品与王久良的垃圾摄影同在宋庄展出，同样冠以艺术之名，让我惶惑。

有时候看电视，听到歌唱家用圆润饱满的声音，唱着一些她们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歌词，我想，这不是歌唱，而是表演歌唱。我大概也能知道她们为什么表演，她们虽然也被冠以艺术家之名，但是离艺术很远。在我面对那些不知所以的装置时，我替作者感到尴尬。我相信作者在试图进行名为“艺术”活动，试图让我有所反应。就好比一个小孩子，想了一个花招在大人面前争宠，只是这个花招过于拙劣，早被一眼看穿，面对这种辛苦的努力，大人便会处于揭穿也不是，不揭穿也不是的尴尬。尽管这种“艺术”活动有时会被某些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烘托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硕大的泡沫。在这种作品后面，我看不到作者的心灵，或者，只能看到一颗干瘪的心灵。让我思考常常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制作作品这个行为。一个干瘪的心灵，无论怎么装饰，也是干瘪的。

很多现代艺术偏偏就是这样，在摆脱了政治的干预和束缚之后，以貌似叛逆的方式，表现了对资本的谄媚。他们只是按照曾经得到资本宠爱的某些既定的“艺术”框架，进行复制。如同唱卡拉OK，只要模仿得像，就能获得荧屏上下的掌声。甚至，模仿甚至成为很多明目张胆的美学追求，并有“模仿秀”之类的电视栏目为之煽风点火。毛诗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艺术的终极本体，是心中之志，是作者所要表达的生命体验。如果没有这种生命体验，而从形式上玩弄技巧、琢磨资本或者主流评论家的喜好，炮制出各种形态的类似于艺术作品的东西，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每次听德德玛都让我心向往之。“轻骑踏月不忍归”，一位牧人在一天的劳作之后，骑着马，踏着月光，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的生活的美好，发自内心地歌唱自己当下的生活，歌唱自己的劳动，这是有灵魂的歌声。而我们在歌厅点唱的时候，只是复制而已，那当然也不是歌唱，而是表演歌唱。

孔子说，礼失求助野。当主流的艺术失去其灵魂，蜕变成内容贫瘠的繁杂形式时，我们不妨到边缘地带，寻找发自心灵的艺术。

在云南西盟，我听到过佤寨的歌唱。那里的年人均收入只有六百人民币，但是佤寨的孩子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唱歌跳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拉萨，我看到舞蹈中的劳动，劳动中的舞蹈。一群藏族妇女，手执木夯，一边唱歌，一边和着歌的节奏，整齐地移步进步，夯起夯落，我已分不清是劳动还是在跳舞。

在昆明西山，我从一位石雕艺人手中买下两尊钥匙链大小的弥勒佛，他认真地告诉我说，雕弥勒，必须心情好，内心安静，愉快，才能雕出弥勒的神情。所以雕得很慢，每天只要清晨刚刚起来的时候，雕一小会儿。所以，要贵一些。

在电视上，我见过虔诚的唐卡艺人，他们不是在作画，而是在礼佛。只不过别人礼佛是用身体；他们礼佛，是用丹青。

在电视上，我也听过一小段青海的花儿，仅仅“玫瑰花”三个字，花儿竟可以唱几分钟，旋律繁复跌宕，动人心魄。而唱出这种花儿的，从现代性视角来看，是西北极为贫困的农民。——他们本来是不认为应该有文化的。

在藏区行走，即使在贫困人家，很旧的院子，也能看到建筑上精心的装饰，屋前屋后繁盛的花草。这让我突然有一个感觉，这里的生活，是建立在美学原则之上的。对于美的追求，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艺术乃是人类的本能。而艺术家们，则常常丧失了这种本能，只剩了技艺。

传统社会中，艺术都是具体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或者宗教生活，都是具体的。一幅画，是具体的属于某一面墙的，而这面墙，是具体地属于某一个大殿，或者居室的。一首歌，也具体的从某一个生活场景中生长出来，或者要具体的奉献于某一位神灵。为美术馆的墙而作画，对于传统艺人来说，必然是是件怪异而荒诞的事。

现代艺术试图剥离艺术品所属的语境，使之成为抽象的、普适性的艺术，其结果，是艺术品脱离其自身的土壤，最终成为风干的花朵，乃至于塑料的花朵。

还有另外两个故事与宋庄有关。宋庄是个有趣的地方，它是边缘，又像是中心。

2009年，我突然从报纸上知道于建嵘住在宋庄，并且成了画家。于建嵘被誉为用脚做学问的社会学家，他长期在农村调研，并且一直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帮助农民维权。当然，不是所有的冤屈都能得到解决。于建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上访农民画像。最初，他请专业画家根据他拍的访民照片画像，每幅画2000元人民币，作品归画家所有，他只求把访民记录下来。但是，专业画家的产品他全不满意，他“认为它们太匠气”。

去年五六月，他偶然知道画家们是用投影作画，“我就想这样我也可以画”。于是毫无绘画基础，连三原色的概念都不知道的于建嵘，就这样开始了绘画的第一步。[1]

就这样，于建嵘成了画家，他的画也很快得到了画家们的好评。

于建嵘说：“我每次画到她时，我都会想到这个人，想到她的故事。这个老太太，冬天在这里上访，我请她吃饭，她一直对我哭，她一直在说，她跪在地上。”

“她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为我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是解决不了，甚至我写文章连她的名字都写不上去。我对她是有歉疚，每画一笔我都在想，我要对你有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我没有别的办法。”[2]

唐卡画师如果心中无佛，只有金钱，是画不好唐卡的。专业画家虽然有技巧，但是心中没有上访者，也无法为访民造像。

在宋庄美术馆，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开幕式上，鲍昆在介绍王久良摄影时转述了王久良说了一句话：是不是艺术，我已经不在乎了！

在他不在乎艺术的时候，艺术已经存在了。

2010年6月21日
北京 向阳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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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咏红，《于建嵘：为上访者画出生命的尊严》，《联合早报》，2010年1月25日。

[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