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段君之约，参加马堡中的“开国大典”新历史绘画个展，几位同仁也聚在一起作了一些交流。虽然都表达了一些观点，但觉得还是没有说透，也许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这既与言说者的经验有关，也有知识结构有关。当去阐述马堡中这批绘画的现象时，不期然地是一种自我知识的投射，已经与马堡中的具体作品无关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对象进行表决或发表观点时，我们的意见与观点不是来自于对象，而是我们自身问题的投射，是自我镜像的影子。

比如，段君称马堡中这一系列的绘画为“新历史绘画”（Neo-Historicism Painting），就已经将阐述的空间超出了绘画本身，即便不是针对马堡中的这批画，这一问题也将是与当代的中国境况有关。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命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的命题。不可回避，历史是言说者的历史，这个言说者有着形形色色的主体面具，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历史是其国家政治意志的一种表露，它不以个体的姿态而出现，它是一种集体的政治无意识产物。在历史情境中，它裹挟了每一个个体，卑微的个体肉身是无力抗衡这个历史庞然大物的。这就是国家政治与历史结合起来后，历史被主导的，不是它的现场发生过程，而是它的叙述结构以及它被赋予的塑造历史意识的任务。此时的历史，已经不是绝对意义的客观主义，也不是还原到时间空间中的历史主义。于历史而言，这样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功能，就使得历史变成了不是因为历史的现场而存在，而是因为历史的需要而改变；历史，由客观变成主观，由存在变成了叙事；在叙事中，一部分被凸显，一部分被遮蔽；因需要，一部分被删除，一部分被篡改。说历史滑稽，也许是因为它具有被建构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历史的解构或质疑并不是始自后现代，它一直潜伏在历史的主体中，也就是决定了历史话语与叙事的主宰者中。过去是帝王将相，决定了历史的书写；今天依然以强大的国家话语辐射力无意识地贯穿到被塑造的个体中。

众多人对客观性报以怀疑，无不与此有关。这也与一个时代对历史的再认识有关，马堡中获得这样重新认识的机会，不能不说是时代的特征。但问题是，当强调历史是主观性一面时，历史的言说者就面临了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我们常说，历史的伤疤是不能触动的，甚至在历史的建构中是被人有意回避的；历史并不因为真实而述说着它的悲情痛楚，如果马堡中是以一种貌似档案整理的方式来呈现《开国大典》一画的几次修改，那么这样的呈现除了告知一种历史事实和趣闻外，并外其他可值得言说的地方。在这里，其要害不在于马堡中说没说出他的立场，而是这样一件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视觉叙事为什么要数次反复进行；其津津乐道的也不是执画笔者如何投入、如何妥帖地完成了创作任务，而是艺术行为并不能决定政治行为，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艺术是卑微的，艺术的个体是不存在的。而更大的问题是，这样的现代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竟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一个严肃的使命竟如同儿戏，国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竟不能确保它可以完整地呈现自身。中国，在近代是在追求现代之中国，是包含了共产党人在内的众多中国人的使命和抱负，一个追求现代国家形态的中国竟在国家形象的视觉塑造上如此任意，这不是现代成熟的中国的所为，也非理性的国家行为方式。一种伤痛，不在于这幅画被反复修改，而在于一个现代的中国远没有成型。

面对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当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历史，则说明我们远还没有成熟。《开国大典》是这样被修改的，那其他的被修改的我们也许仍在蒙昧中。艺术行为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去反思一种历史意识的状态时也不能回答它们。历史意识并不是学者的案头文章，它就现实地存在于政治和政治结构中；如果一种政治结构不能秉持追求事实的历史意识，则历史永远处在不断被遮蔽、不断被涂抹的境地中。如果是这样，“新历史绘画”就不是马堡中的问题，而是历史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回到政治的思考中，应该说才是这批新历史绘画揭示的落脚点。

2009-10-1 写完正好是十月一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