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的艺术冲击

当部分学者在分析星星美展的文化意义时，其它学者则更关心星星参展作品的质量。著名艺术史家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辩曰，星星美展的意义在于为争取更多的艺术创作自由而战，展览的精神唤起观众的想象力。他肯定星星对抗当局、挑战地位确立的传统艺术的方式是鼓舞士气、增添娱乐、提升社会和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不过，他批评他们作品中的人像画、抽象画、半抽象画其实都是西方前卫艺术的仿制品，不是新的东西，不含新运动的意味。他还断言星星艺术家对西方当代艺术了解甚少。另外，他还点出星星对随后一代的溍藏危险，即一九八十年代的许多不出名的艺术家喜欢制做粗劣的作品去吸引外国传媒的注意，以此取巧的手法来销售自己。他肯定星星作为异见者的价值，但他们处于中国文化生活的边缘地位。总之，他认为星星美展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然规模很小，故不应将其意义夸大。

与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 观点相近的是艺术史家安雅兰 (Julia Andrews)，她认为许多星星美展的作品都很天真，但他们的展览在策略和概念方面是老练的，星星将自己表现为异见者，这与1974年莫斯科的“推土机”（Bulldozer）展览会艺术家相似，  而且他们侵入官方艺术领域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就非官方组织和展览时间而论，安雅兰 (Julia Andrews)认为星星美展反映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敏感，并表现出一定的幽默感，由于星星美展对艺术民主的吶喊，导致民间艺术展览的发展。她总结道，八十年代后期的“新潮”或“前卫”运动以星星为榜样，并激荡了当代艺术世界。尽管如此，但是，她并未探讨星星美展对随后一代的影响，不过她进一步指出1979年的星星影响了民间艺术的经营，以至后来进入国际市场。  另外，安雅兰 (Julia Andrews)和高名潞视星星美展为1979年至1980年间在不同地方举行的十六个前卫展览之中最值得争议的一个，他们把前卫派当作一个独立的与官方立场相反的不受艺术界营利本位支配的事物，他们注意到星星的作品内容极具讽刺性，很多作品都显示抽象性，但认为星星参展作品的艺术影响力很小。

艺术史家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 视于中国美术馆外公园内举办的星星美展是一种抗议的象征，她评论星星的惊人展示欲望及于现实艺术制度的挫折感。她注意到星星展示被禁的主题和风格，很多主题都是政治批判的、色情的，抽象的，他们的风格大多倾向现代主义。她简洁地分析一些重要作品，最后指出他们还不够积极。  除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之外，Maria Galikowski也注意到星星艺术家的异类性格和另类艺术风格，他们把为中国的艺术前景引入新的活力作为共同目标，高度实现了团体凝聚力，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反映现代主义风格所表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Maria Galikowski也在一些重要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
 
当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和安雅兰(Julia Andrews)注意到星星作品很少艺术意义时，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 和Maria Galikowski却对显露在星星作品中的被禁风格和主题特征致意。另外，中国艺术史家邵大箴批评星星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缺乏辩证观点，虽然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太主观主义，是很单向的纯理论。邵大箴进一步批评他们的创作缺乏深思，大部分作品缺乏艺术性，变成政治概念和剖白政治感情的声明，他承认星星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星星艺术家不一致的观念和艺术追求使他们很难以团体形式生存下去以致不得不个别形式创作。

与邵大箴的观点相比，刘淳认为星星的历史意义是在两个方面起了革命性的突破。首先，展览的形式反映西方文化正冲击本地文化；其次，他们的作品内容直接显露艺术家的概念和态度，并代表大众心声。他认为星星美展燃响中国前卫艺术第一炮，他还提到1985年后的艺术现象改变，已不再有星星的参与。其实，1985年，文艺对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批评比星星所创造的影响更强劲。在行文中，刘淳引用了四位星星核心成员的作品。

除了邵大箴和刘淳，栗宪庭说星星美展于1980年曾激起观众和艺术圈人士的争论。栗宪庭分析了十四本展览留言册的意见，发现70%的观众赞同星星，20%接受，祇有10%持批评意见。除此之外，栗宪庭也曾谈到艺术圈中的争议。艺术圈认为打倒“四人帮”文化独裁政治是积极正面的，不过他们视星星参展作品为思想解放产品，因为星星艺术家敢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去表达他们的厌倦和伤痛经验，他们的作品带有时代观念、伤痕意识及曾引起强烈反响的自由主义欲望。另外，艺术圈肯定星星用艺术形式去揭露和批判官僚政治的黑暗面，不过他们批评那些表现悲观、沮丧和冒犯别人的作品，他们强调揭露社会阴暗面应该注意政治效果，要探索新的形式，还要考虑普通观众是否喜欢。  栗宪庭最近补充道，内容与现代主义词汇有关的星星美展是与中国问题相关联的，星星真的震撼观众的灵魂。  在一个研讨会上，他说星星美展并不是在世界艺术背景上产生意义，而是在重新调整现实主义思想倾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上产生意义。  栗试图将星星置于国际背景的回顾式评论似乎欠妥，因为他并未在世界艺术范围寻找类似的事件或展览去与当时的星星作比较，当然也没有特别的证据显示星星参加一九七十年代末的世界艺术活动。

罗宾·蒙罗（Robin Munro） 认为部分星星作品被刊登在国家美术杂志上的事实已能证明星星的艺术成就，他说星星作品用一种新的风格反映在中国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传统人道主义欲望，其主题思想包括强烈的社会政治批评和个人感情探索，他也分析了部分重要的星星作品。 

当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安雅兰 (Julia Andrews)及邵大箴在批评星星作品的艺术性和意义不大之时，乔安妮?勒伯?柯恩（Joan Lebold Cohen） 和 Maria Galikowski则揭示星星作品中被禁的风格和内容特色，刘淳、栗宪庭及罗宾?蒙罗（Robin Munro）不但从星星作品的内容去考虑其成就，而且更从星星艺术家的概念、态度、诚意去全盘考虑，因此他们对星星持更肯定的态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艺术标准，他们对星星作品的意见呈多样化，而且仍有颇多星星美展作品在现存文献中并未论及，因而有必要做一个涵括不同作品类型的广泛分析去评价星星的艺术意义。这将在第三章作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