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艺术网站总有两类文章，一是不断指责批评家没有为当代艺术承担责任，好像当代艺术搞不好全是批评家的责任；二是不断在怀念一位被政府“协查”收藏家张锐，好像他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伟大复兴的蔡元培。

我被人称作艺术批评家也有十五年了，在1994年底，我的一篇讨论装置艺术的文章“装置的有效性”发表在《江苏画刊》，这也算是国内当时少数几篇早期探讨装置艺术的文章。一个朋友当时说，你要火了，很多美院教授要在《江苏画刊》发文章也很难。那几年我乃是一介文学青年，写文章只为给几个上海搞前卫装置的朋友看，发行量只是复印十几份而已。

四川批评家王林1994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当代艺术文献展，几个上海青年在华山美校做了一个地下室装置展，我此篇成名的处女作被他们作为新闻统发稿用，不料被《江苏画刊》编辑顾丞峰拿去重用，直到文章发表后，我还不知道《江苏画刊》的地位原来相当于文学界的《钟山》杂志。后来过了几个月跑到江苏的常州、南京去看前卫艺术展，我开始被人叫做批评家，那边的朋友介绍我都是说他就是前一阵在《江苏画刊》发表某某篇文章的人。

那可能是一个国内精英文化最后的一个黄金时期，回忆起来像另一个年代的事情。现在大家用羡慕的口吻谈及某某艺术界的人，都是说他的作品被谁买单了，或者他最近搞到一笔投资了。当年《江苏画刊》的编辑出来参加艺术活动，各路人马都会想尽办法接近他们，现在这种盛况的主角则是换成暴发户收藏家了。没有多少人再会为被一个著名先锋杂志的编辑的认可而诚惶诚恐了，而当一个暴发户“东窗事发”不能再买东西付账了，众人却要惶恐不安。

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几个月与中国移动通信高层腐败案有业务往来的收藏家张锐被带走“协查”，张因为被协查从当代艺术圈失踪至今。于是艺术网站专门为此发消息，各种被张锐买过作品的艺术家听到一丝消息就立马写博客，一会儿欣慰至极的听说张老板终于“出来了”，一会儿又出来道歉，又听说是谣传，乃是自己思念收藏家心切。某著名报纸的副刊版也根据各种谣传小道消息，分析张锐到底能不能“归来”？总之，这类像“孟姜女千里寻夫”望眼欲穿式的文字，看得我又糊涂又感肉麻，如果我是个不认识张锐的白领，光凭文字语气，我一定以为是哪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或者大亨李嘉诚被关进去似的。

我对张锐本人还是有好感的。比起艺术圈许多恶心的暴发户，张锐还是学哲学出身的文化人。在市场泡沫时期，他也敢于批评中国当代艺术的没出息就像“足球”。他后期也试图带头进行市场规范建设，即使可以直接找艺术家，也还是通过画廊买作品。张锐的收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这促使他后来学习和思考当代艺术的深入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被他收藏作品的艺术家。

当然，张锐依然是一个“暴发户”，这种“暴发户”特征表现为他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张扬和表达欲。他喜欢在自己的工体餐厅大宴宾客，一晚上喝掉上千元的红酒，在郊外别墅请客则是从音乐学院找来一个美女四重奏小组伴乐，在这一切背景下，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听他一个人夸夸其谈。我跟他一起在湖南卫视做过节目嘉宾，只要他一发言就不可收拾，别的嘉宾就没机会再插话，这当然很不尊重别人。但更深层原因，可能是新兴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尚无法进行真正的诉求和自由发挥，所以他们几乎都很乐意把当代艺术圈当做一个发言场所。

这些年当代艺术圈太给暴发户面子，其实张锐这类人并不需要别人给他面子，他更喜欢别人跟他“叫板”，这样他才觉得有挑战。记得有一次，他在工体自己的画廊夜宴上又在自我感觉良好，作家棉棉当场臭他，说你以为自己很牛比吗，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很多艺术界的大腕都被吓着了，但张锐却还很欣赏棉棉的“直言”。艺术界总觉得有钱人需要拍马屁，实际上这不仅是低级暴发户的需求，也是艺术界的自卑和精神“低下化”的开始。由于这种“精神低下化”，使得张锐这样喜欢挑战的高级暴发户，慢慢也感觉自己有当代艺术的拯救使命。他曾经当面跟我说：不要怕为了艺术很惨，你只要为精神而彻底了，会有人来救你的。

记得有一次在广东美术馆的一个画家研讨会上，张锐也义愤填膺地指责批评家没做好工作。那天我也不客气的反驳，我说，当代艺术三十年，至少有二十年时间，几代批评家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做出了奉献，那时候你在哪里？这个话题怎么也轮不到你来指责批评家，你最多属于来当代艺术圈“摘桃子”的。我们当年很多独立策展人都掏出自己的积蓄做展览，这至少很大程度也是在为集体理想做事。再怎么说，收藏家本质上不过是个商人，赔钱的没好处的事情是不做的，从这一点说，比起那些为当代艺术奉献的批评家，收藏家的贡献怎么也轮不到排第一位。不过，张锐还是有高级暴发户的大度，他当场纠正说自己只是批评一部分批评家。但不可思议的是，最近一些批评家也开始赶时髦贬低知识分子，弄得好像他自己以曾经是知识分子为耻似的。

知识分子和暴发户到底谁能拯救当代艺术？这实际上是怀念“失踪”的暴发户和贬低知识分子的核心所指。其实，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大家都没有把拯救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都把使命寄托在某种角色或者体制上，这既是中国人一贯的国民性，也是当代艺术圈近十年的一种妄想，好像只要建立一种完美的市场体制或者政府体制，或者出现一群德高才俊并权力在握的殉道者，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指日可待。这种完美的角色及其体制根本不存在，我们不能假定有一种理想的角色，又因为这个角色实践群体离这个理想相去甚远，又拼命诅咒这个角色。

说到底，暴发户做收藏家，知识分子做批评家，从高处说，都只是一种悲壮的业余爱好。这两个事情并不好做，尽管暴发户在买东西时被捧得心花怒放，一旦以后明白自己买的是假画或烂画，也是很受伤的。正如艺术家中有梵高式的人物，也有很多是艺术骗子和投机者；从事政治的并不都是政治家，很多都是政客。同样，批评家中也会有才学浅薄和唯利是图者。你可以说这个人不够资格扮演这个角色，但你不能说知识分子、批评家的角色理想本身要受到诅咒。

批评家和知识分子，这些都是精神理想的角色，我们爱好这个角色，即使很多人没有做好这个角色，或者这个角色在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失败，也不能证明这个角色的理想不对。因此，谁也没有资格可以诅咒或贬低这个角色，即使知识分子和批评家越来越失败，也不能证明社会理想从此就要靠权力资本的操纵者来实现了。无论是对知识分子和批评家的绝望，还是对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膜拜，这都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一种虚妄的想象。

2010年8月1日凌晨写于韩国木浦安佐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