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岩的《人间》系列摄影，却是以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宗教权力）的空间为关注对象。这三个系列由《权力空间》、《信仰空间》与《生命空间》所构成。这些他拍摄于中国基层社会的空间场所，是一种生产的空间，但不是生产物质的空间，而是生产权力的空间，其存在更多地体现出权力在空间中的运用，权力与空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的权力性。

在渠岩的《权力空间》中，权力的微观展示与外化、在在展示空间在权力展示、复制与传递过程中的角色。而摄影者对于空间的处理，只是按照透视法则正面取景就已经基本做到全面把握。他的《权力空间》中的办公室，是少数权力者的独享空间，这些空间，有时甚至是以公私混同的方式存在，而且显得丝毫没有过渡。如果说《权力空间》是以少数人的不在场呈现世俗权力的在场的话，那么《信仰空间》所呈现的是，在多数人的共享空间中，通过人的不在场所展现的超越性权力的威力。而在《生命空间》中，渠岩的关注则从多数人的精神无力而求助超越性力量的“信仰空间”，转移到了解决肉体痛苦的医院这个《生命空间》。不过，画面中的粗糙的医院空间与设备配置，令人只能感受到乡村医疗的不健全与生命的无助感。在农村医院这个社会制度空间之一环，病人与平民所受到的粗陋的处置，从反面衬托出无权者的无奈。渠岩的三个系列所表现出来的空间关注，既表现出一种社会关心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也通过对于不同空间中权力的各种分布形态的关注，让他的社会关注变得互有关联。

与渠岩所呈现的社会空间不同，金江波的《繁荣？》则聚焦于物质生产空间。不过，他不是呈现生产如何展开，而是呈现空间因为经济原因而失去了生产性。他的《繁荣？》“报道”了发生在广东东莞的外企撤退现象。一些企业由于经济亏损的原因漏夜撤离，不告而别，留下一片狼籍的生产现场。金江波的《繁荣？》以春江水暖鸭先知式的敏锐，及时发现了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全球化的另外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他的照片里表现为，中国成为了一个国际资本为逐利而自由出入、少有限制的特殊空间。在它们想要进入时，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为他们准备好了。而当他们用足了一切优惠条件后，一旦发现形势不利（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原因），就一走了之。而以前用于吸引外企投资的廉价的生产空间，片刻间就成为了一种非生产的废墟。金江波提示的当代中国的“生产的空间”的非生产性影像，最早见证了国际资本对于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与劳动者的始乱终弃式的自私与背叛。

他的摄影，明确聚焦于已经狼籍的工场与车间，既以全景展示形同废墟的场景，也决不放过任何可以呈现过往曾经有过的热火朝天的生产的细节。他既呈现了生产空间的现状，也呈现了空间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一旦经济不起作用，资本离场，空间的无价值就暴露无遗。金江波捕捉到的所有细节，都为资本的逐利本质做出视觉注解。资本的冷酷性在废物与废墟上获得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从有用的空间到无用（废弃的）的空间，我们看到，一旦资本不再存在，则空间的价值荡然无存。

金江波的《繁荣？》，也给思考当代摄影与现实的关系、当代摄影与艺术的关系等带来了新的刺激。他的这部作品紧密结合了艺术性与新闻性（也许在新闻性前面加上“一定的”来加以限制会更严谨些）这两方面的要求。金江波的现实敏锐性确保这部作品对于这种外企逃离现象作出了最早的反应，而他所选择的大幅面影像这个形式，却又契合当代艺术的“形象”要求与市场需要。

莫毅的《居住地的风景》将天津居民小区的日常风景，作了平实的呈现。这是一种以收集档案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无风格的风格。看了他的照片，发现现代城市中的小区或社区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具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小区似乎不是展开交流与沟通的空间，而是一种封闭的、拒绝的空间，那用铁网罩装备起来的窗子，充满了戒备与敌意。不过，尽管如此，不可抑制的生活热情也从这些铁窗格中顽强地伸出头来，比如盆花，窗上的剪纸等。而放在外面晾晒的大红被子，则以一种张扬的气势突出了人对于空间与阳光的渴望。莫毅的照片从视觉上强调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活的热情与现实的冷漠。莫毅的作品，通过归档的方式，反复提示的是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努力走向市民社会的市民的社区空间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应该如何消除？

在朱锋的《上海零度》中，有一批照片拍摄了用于遮掩正在建设中的场面或是用于销售楼盘的广告的幕布上的图像。这些图像都是广告图像，每个画面似乎都是一种承诺与远景提供。然而，它们却硬生生地插入到现实，混淆了视听，并且与周围的现实构成一个虚实相“间”的新空间。这些穿插于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幻象之间的图像，也是一种空间中的空间，形成了空间之间的穿插与重新分割。它们所构成的空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虚实相“映”的现实真相之外，也让我们警醒“空间”这个概念不仅仅只是一个“空”字，它还有一个由不同事物所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距离上的“间”的关系，而这个“空”与“间”关系既在这些图像中获得了充分的呈现，也给出了“空间”概念的视觉定义。

孟瑾的《一个有景色的房间》系列，拍摄的是他的一些朋友的住屋。这是一个尝试把空间内部与外部两种景观，通过窗口加以并置，同时展现一种空间的对话以及将内外空间打通的视觉尝试。他的拍摄视线从空间内部向外观看，并对于景象人工施色，制造一种梦境与现实结合的效果。在这些已经腾空的居住空间里，有些还残存、保持着人的生活痕迹，而窗外的事物，则似乎多是一些与室内的情景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共雕塑与建筑的局部等。这两种事物分别代表私人日常与公共话语，而当经过摄影的处理成为同一画面中的不同部分时，室内的事物与窗外的事物，构成了一种对话与迎拒的关系。公共与私人、崇高与日常、琐碎与高亢、空洞与具体、超越与当下同居于一个画面之中，产生出一种空间的内与外的转换关系，也同时涉及社会主义记忆与象征空间等问题。他的这个作品，给出思考空间的过渡、转换、联系之关系的线索。而室内空间的破败，日常的废墟与超日常的空洞，同时质询了真实的价值何在。用这种方式，他将日常与崇高撮合于一体，使之互为表里。当日常以破产的形象出现时，崇高也同时被解构，成为讽刺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