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越来越成为研究当代艺术史的重要材料。相比那些杂志、报刊等公共媒体夹杂的一丝不苟的文字和心怀叵测的话语，它能让我们触摸那些鲜活的心灵。我在研究80年代理性思潮时，曾将历史材料分为发表与未发表两类，其中，书信就属于未发表的私人材料。这些不面向公共空间的文字，多少年后更能向我们真实地呈现那些人、那些事。1980年代至1990年代，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在黑夜中涌动的文字，帮助我们揭示那段历史。读王广义、舒群等人的信，那严密的操作计划迎面而来；读张晓刚、毛旭辉等人的信，那孤独的灵魂和无奈悠然而至。但无论是为名誉的操作还是为精神的孤独，在90年代都归于市场的交换，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动获取，后者有些被动给予。主动获取者欢呼雀跃，被动给予者却有些犹豫不决。

《记忆与失忆——张晓刚书信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近20年来发展的一个缩影，呈现了艺术家如何从一个孤独的个体转为市场的参与者。1981年到1996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从八十年代的精英理想转入九十年代现实市场的时间，也是艺术家由国内革命转入国外奋战的时间。张晓刚与友人长达16年的通信帮助我们记录了这段历史。张晓刚的作品之于这样一个转折的背景下，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但当他在那个时间那个境地面对那些事件时，心情却十分复杂。由书信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张晓刚生活的几个转折点：1981年与周春芽的几封通信，张晓刚显得无忧无虑，直到1982年开始，工作分配不顺利，成为张晓刚生活的一个转折；昆明的时间虽然劳累，但还算充实，1985年他的一封转调四川美术学院的信件使自己的生活再度陷入“灰暗”，这个时间持续并不长，1989年在“西班牙使馆的私人家里”做的那次小展览是张晓刚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开始，这也意味着他那孤独的灵魂逐渐汇入芸芸众生的日常世界。王林、吕澎、栗宪庭、张颂仁等人的名字在1989年之后频繁出现在张晓刚的信件中，由此可见，那个孤独于西南的张晓刚已经不再存在。

从1989年开始，信件中多了很多关于“钱”的字眼。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那时的张晓刚对市场充满了警觉。当1989年3月23日张晓刚对毛旭辉谈到卖画时这样表态：“我想，昆明‘塞纳河’边的痛苦经历和那些日日夜夜的体验、思考、搏斗，并不是为了换得今天的几本挂个名的‘新潮’书刊和卖画所得的生活补贴。”可是这种警觉丝毫没有抵挡住市场冲击。1992年张晓刚出访德国，观看了那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在8月份他写给栗宪庭的信里涉及到他们对市场的态度：“想到在北京时那晚咱们聊的，中国前卫艺术没有被政治压倒，却有被商业冲垮的危险。”既然市场不能拯救中国的前卫艺术，那么什么能够拯救呢？张晓刚十分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判断：“中国当代艺术首要的问题仍是一个学术定位的问题”。在同一个月，他写给王林和叶永青的信中再次重复了上述看法。戏剧性的是，当张晓刚回国后，他却参加了打着以市场化操作为目标举办的“广州双年展”，并在1993年参加了栗宪庭和张颂仁策划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张晓刚的市场经历从此开始。

本书奇怪之处恰恰在此，从1992年9月10日至1993年3月11日，没有一封信件被发表出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张晓刚经历了因为“钱”而吵得沸沸扬扬的“广州双年展”和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国际市场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难道是张晓刚在出版书信集的时候故意屏蔽了这些信息吗？还是他在这个时间段内根本没有和朋友写信提及此事？如果原因是前者，我想，这是对历史最大的不负责。“后89中国新艺术”展之后，张晓刚认识到“如何进入国际市场，却正是中国艺术家既悲壮又无法回避的当下现实”。所以，在1993年，他与张颂仁已经有了实质的合作关系，并写信给张颂仁希望知道汉雅轩关于自己的“操作计划和展览等的想法”。

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就是在他面临国内/国际，精神/市场等诸种矛盾下产生的新的探索。张晓刚实言自己新作的成功只是“交上了一点好运而已”，正是在这一年，他带着自己对“前卫”的警觉，放弃了自命“前卫艺术家”的想法。对于张晓刚来说，放弃前卫，似乎意味着自己已经进入历史，他开始称比他年纪小的艺术家为“年轻艺术家”。1994年之后，张晓刚的信件越来越少，即便是有书信往来，也不再出现“孤独”、“精神”等形而上的词汇，“中西文化”、“中国身份”等词汇成了后来艺术家的关键词。就这样，通过书信，我们读完了1981年——1996年的张晓刚。

恍然发现，历史本无对错，关键在于你遇到了哪些人和哪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