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生于1970年代的青年学者也逐渐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与父兄辈相比，虽然他们进入学术界时间还很短，学术思想积淀仍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思想品质与前辈截然不同，他们更愿意直面问题，即使有各自的思想立场和知识背景，在思考问题时仍以问题为中心，而较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我束缚。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往往与他们的生存经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因此更加富于激情，对于学术思想的态度更加真诚。他们的知识视野也明显较前辈更宽，不会被自身的专业分工所拘囿，兴趣十分广泛，既能以理性的态度进入现实或理论问题研究，也能够对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话语方式上，他们也较少父兄辈中间常见的翻译体风格，能够比较自由地运用各种风格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对已经沉寂近十年的学术界来说，这代人的全新登场为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醒的风气。

在此背景下，《天涯》杂志社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首届博鳌青年思想沙龙。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和海南等地的40余位中青年学者、专家与会，其中18位提交了论文。沙龙为期三天，自8月28日到30日，与会者进行了五场专题讨论和一场圆桌讨论，平均每日两场，每场讨论的气氛都十分热烈，与会者积极发言，致使几乎每次讨论的时间都不得不延长，甚至出现了个别人想发言而找不到机会的情况。开幕式由《天涯》杂志社长孔见致词，《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在主持时表示：期望青年思想沙龙成为思想争鸣的发生地，思想创新的发源地。

第一场讨论的发言围绕着中国崛起与国家认同重构进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在题为《不是倚靠势力，就是倚靠才能：谈G2地缘战略与世界机制》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应当“跳出世界看世界”，重新认识世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认清“G2”这一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一个陷阱。四川大学博士生鲁明军则在题为《帝国叙事与认同政治》的发言中提出，当代中国的帝国叙事与认同政治近年来被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在被超越和重构，即不再将帝国理解为传统的征服帝国或掠夺帝国，也不是无中心、无疆界的霸权帝国，而是一种内涵“天下”背景的新帝国。这样的叙事充满着内在张力，不仅重构了认同政治，所以只是一种叙事或修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何光顺在《中国国家认同的现代伦理基础》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日益扩大，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文化上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国家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公民社会伦理的形成，重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暨南大学副教授陈林侠在题为《华语电影的国家形象、消费危机及其重建》的发言中，通过分析近年来的政治电影、革命传奇片和古装片中的国家形象说明，这些影片中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未能提供太大帮助，因此，应当引导华语电影去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传统，直面现状的共享共同体，将自身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构想民族国家的未来，进而有效地建构国家形象。

第二场主题讨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历史与遗产展开。萧武在题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的发言中，通过分析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两个成分在不同时期的消长提出，“毛无儒不立，儒无毛不行”，在未来的中国文化思想框架中，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思想传统的关系应当是“以毛为本、以儒辅毛”。《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则在题为《重读毛泽东选集》的发言中提出，毛泽东的作品虽然包括文言、诗词等多种形式，但最能展现“毛文体”的仍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白话文，这些晓畅明白的白话文最能代表毛文体的风格，而这种文体是中国传统的“政论文”的现代转化。毛泽东的这种文体创新，为现代汉语写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上海大学博士后冷嘉在题为《“兴家计划”与“组织起来”：延安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重建》的发言中，以柳青创作于1947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为例，分析了延安时期的新家庭建设运动，并指出，延安时期形成的民主生活方式也构成了对之后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深刻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姚丹在题为《中国革命的“人学”想象》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革命话语中工农兵等阶层对“人”的想象与知识分子的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表述要比知识分子更加“书面化”一些，融入知识世界以成人的愿望也十分强烈。

第三场主题讨论的主题为当代文学与文化。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在题为《当代文学何为?》的发言中回顾了建国60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指出现在或许已经到了重新创造当代文学的时刻，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与当下性的自觉意识，文学写作不得不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自觉承当与面向当下不断地创造新当下的乌托邦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丁云亮在题为《阅读文化的历史反思》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简单的高雅、通俗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既对当下的阅读文化保持警醒，又要面对通俗化、消遣性的阅读文化趋势，自觉担当文化批判和传承的责任，建立一种批判性、介入性的阅读文化。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罗小茗在题为《不确定性的制度化：以“没规矩的语文”为例》的发言中通过分析自新课程改革以来，课程形成的实际过程，说明改革所实际形成的课程生产机制，并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国家虽然将课程生产权力下移到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但这一改革并未改变此前人们所批评的教育现状，反而造成了新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慧瑜在题为《“重写历史”与新主体的浮现》的发言中分析了近年来流行的影视作品，并指出这些影视作品背后“重写历史”的意图，而这种重写意味着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时正在建构并召唤着新的历史主体。

第四场讨论的主题围绕着三农问题进行。岭南大学博士生潘家恩在题为《从三农问题到乡村建设：百年现代梦在中国农村的现实处境与反应》的发言中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对中国农村的影响，以及农村所产生的反应，将农村的变化与反应放在中国追求工业化的历史脉络中，重新理解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相对于现代化而又立足乡土的“自我保护运动”，思考并挖掘其资源、意义、限定于空间。上海大学博士生余亮在题为《农民的话语寄生及启示》的发言中，以他在皖北一个“算命村”的调研经验为例，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建国后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已经瓦解，当代中国农民正寄生在各种各样的话语中。他指出，仅仅以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方式来研究当代中国农民是不够的，应当引入文学视角来观察农民的政治能动性。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杨华在题为《论农民的人生归属于意义世界》的发言中，从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于意义世界入手，分析了中国农民传统的意义体验模式，最后指出，在当代中国农村，随着宗族社会的解体，传统的意义体验模式已经失效，应重建农民的归属体系中的意义实验，着重于“历史感”与“当地感”。

第五场主题讨论主要围绕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陈柏峰在题为《基督教传播与中国宗教再认识》的发言中，以其在湖北通山县的调研为基础，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指出政府对宗教进行统计时的某些概念错误。他在发言中将中国农村的宗教分为根本性宗教与辅助性宗教，最后指出，对中国的宗教现状应当重新认识并做出应对。佛山电视台评论员石勇则在题为《当代中国的结构性暴力和报复性暴力》的发言中针对近年来中国频发的暴力现象，他认为，对这些暴力现象不应当以人道悲剧之类的概念敷衍过去，而应当深入分析其出现的社会背景。他指出，在这些暴力现象的背后，往往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结构性暴力，这种暴力长期存在，构成了对无权势的弱者的压抑甚至迫害，因此使他们潜在地存在一种报复的冲动。海南师范大学张伟栋在题为《李泽厚的阅读式写作与言语的政治》的发言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的革命话语被解构过程中，李泽厚的哲学思考与实践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以李泽厚的代表作《美的历程》为例，分析了李泽厚的话语实践及其改造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的过程。

最后的圆桌讨论中，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在引言中指出了当代中国面临的四大理论课题，著名作家、原《天涯》杂志社长韩少功因故未能到会，论文由《天涯》杂志原主编、著名作家蒋子丹代为宣读。随后，与会者围绕毛泽东与文革、当代中国的话语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综观整个沙龙的全过程，讨论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文革的历史经验、如何面对三农问题等问题上，几乎每次出现这些问题，都会引起与会者的激烈论辩。但隐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是，中国近百年发生的巨变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传统与文化传统，而且，在100多年的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革命本身也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这些传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思考问题的态度与方式。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之后，中国崛起正在变成现实，中国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有内部问题，也有国际性问题，更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捉襟见肘，重新认识和理解传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从中寻找灵感，建构中国的文明自觉，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虽然与会的年轻学者们经验尚浅，未必有能力对诸多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但他们不回避热点问题，对历史与现实无所顾忌，对思想资源的调动与使用很少有拘束。在发言中被提及的思想资源覆盖了古今中外的多种理论与方法，左派与右派的对立情绪在他们身上虽然也部分地存在，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理性讨论。因此，与会的海南大学教授张志扬在评论时表示，这些年来，他从未见过在学术会议上公开地谈论毛泽东，在这里却见到了，他感到十分欣慰。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也在最后的引言中表示，他在这次会议上看到的讨论之热烈，是他在其他专业领域的学术会议中所未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