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抽象艺术又被特别加以关注，与此相关的艺术自主、先锋艺术等话题也被理论界屡屡提及，抽象艺术迎来了它在中国语境下的又一次回潮，可以认为是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初之后的第三次小高潮。本文通过探讨抽象艺术从西方现代艺术史移植到中国社会语境中的价值变化，力图阐明抽象艺术在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问题重重的困境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现代主义式的修正意义。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西化的轨道上行进，中国人是秉持实用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可以义无反顾地跟上国际化的潮流。以决澜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艺术团体的艺术理念在当时是直接与西方前沿的艺术潮流接轨的。只是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超越了中国的国情和艺术史基础，因此在国难当头的隆隆炮声之中灰飞烟灭，让位于工具性的版画手段。但是在康德那里确立的艺术自主的理想图景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散发着无穷魔力的永恒召唤。在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里，依然有一些心怀理想主义气质的艺术家在形式与抽象的艺术道路上孤独而坚定地探索，如吴大羽、吴冠中、李青萍等人。一旦形势变化，这些人能以超人的卓识迅速站在时代的前沿，如吴冠中提出的“形式美”主张就在80年代初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抽象艺术在中国的这一次回潮其实是在补西方艺术史的课，是在追赶一个西方已经确立的峰值。当然，时空变幻下的抽象演义会出现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创造，如抽象水墨的出现就大大拓宽了抽象艺术的领域，也为传统中国画的转型预示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然而，抽象艺术产生的原境毕竟是西方历史文化的脉络，它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与视觉需求密切相关。中国画传统中，在明清时对笔墨的关注就涉及到对形式语言的探讨，它已经走在通向抽象艺术的边缘，但是在当时它最终也没有跨出那通向语言极致的一步。近现代中国对抽象艺术的引入，虽然意味着对西方艺术系统的认同，但并不意味着与中国艺术生长系统的隔绝。正因为中国传统艺术基础的潜在牵制，抽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注定不会像西方那样自然生长并成为一种艺术史的高度。

更复杂的问题还在于，中国80年代的现代艺术（审美现代性）并非如西方的现代主义那样是站在社会现代性的对立面去强调自身精神和艺术的纯粹性和反抗性。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题深受西方现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就是说，中国80年代的现代艺术（审美现代性）附属于东渐而来的西方社会现代性。这与成熟状态中的的西方现代艺术有着根本不同，反而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描述的图景，即与启蒙现代性伴生的审美现代性。而当时中国的现代艺术和社会现代性却有着共同的对手，即作为历史背景的极端左倾的封闭专制的集权体制和应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但是，在之后激荡的社会变革中，需要的是能够展现出现实力量的艺术形式，从纯艺术脉络里发展而来的抽象艺术却并不能最现实地满足这一点。如吴冠中先生的“形式美”主张是一个精英主义旗手发出的艺术宣言，表现了强烈的反对旧时代的姿态，但是在现实的文化建设中却因其超越国情的距离而流于空洞。缺乏社会动力支持的抽象艺术不免孤芳自赏，沦落为小圈子内的矫情小技。

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西方艺术其实不止现代艺术的形式，当时西方是作为现代的同义语出现的，因此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及至后现代主义的整个西方艺术史都被我们景仰。抽象艺术与靳尚谊的新古典主义、黄永砯的装置艺术并行不悖或说鱼龙混杂。80年代末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并未能如格林伯格那样将先锋艺术的艺术价值推上顶峰，而只是一场艺术运动狂欢的极致。在80年代的中国，抽象艺术并未体现出与西方现代艺术史相应的力量和高度。

其实在西方，抽象艺术早已如明日黄花。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艺术的终结”之后，西方社会和文化艺术进入了新的阶段，艺术观念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艺术由现代艺术主张的精神性和语言性转向社会性。沃霍尔和波依斯等艺术家强调的艺术消费和文化政治开启了后现代艺术的新阶段。抽象艺术似乎已成过眼云烟。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真正赶上了西方步伐，中国当代艺术也开始了社会学的转向。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博弈之下，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当代艺术形式异军突起，并一度占领了全球艺术市场的高地。但是与2005和2006年疯狂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形成悖论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方法论，它只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只是一种集权高压下钻空子的商业策略的体现。而且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中商业策略的问题和危机日渐深重。原本智性的玩世姿态被热捧成艳俗的商业品牌，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抛弃了起码的精神支撑。当代艺术在中国很明显步入了艳俗的陷阱，这个陷阱是由权力和金钱共同织就的，却因为艺术自身自主性的无力和薄弱而大行其道，宣扬一种短视、功利的价值观。这是一种走偏了的艺术社会学方向。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现代主义的精神和语言自主一直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没有形成成熟的历史意识。因此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天然就缺少艺术自主的内核支撑，而容易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操控。在这块剧变倏忽的土地上，中国当代艺术不缺少问题性，但缺少面向历史的真理拷问。这是今天回顾历史时应有的反思。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当代艺术史，所谓艺术自主的些微进步是建立在面对权力时的犬儒姿态和拜金主义的艺术市场策略基础之上的，更需反省而不是夸耀。

在这个反思的转折节点，一些沉静的坚守心灵真实的艺术家在艺术史和艺术现场中又被特别加以关注，这其中就包括从事抽象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越在浮躁的时代，越需要与时尚保持一种距离，坚持真我的存在。一些能够洞穿历史的批评家也能够及时把握这种转向，通过对西方现代艺术史中关于艺术自主和先锋艺术等理论话题的深入分析和研讨，来引导艺术界反思现状。特别要致以敬意的是，2009年创刊的《艺术时代》杂志团队做了许多必要而及时的工作，他们引发的一些论题正是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无道德艺术时代必须去补益的。通过对康德、弗莱和格林伯格等西方学者的经典著作做深入研读，我们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真正深度，看到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仓促和粗糙。

当代中国的艺术状态异常复杂，在美名曰多元化的取向掩盖之下，隐藏着价值判断缺失的严重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今日的中国当代艺术可称为是瘸腿的后现代主义，没有根基的后现代主义，没有经过现代主义自足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而且在反问自身时还要面对另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们同样严重地缺失了传统文化。所以所谓的多元化取向其实是多元化的补课。而在各种目的的补课取向中，又极可能偏执一端，缺乏洞穿历史的价值判断。

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因素中，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中最欠缺的当是现代性。现代性来自西方的启蒙主义，主张追求人类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博爱，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但由于历史和国情原因，现代性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现代艺术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与此相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却又在这种尚未经过现代性充分洗礼的状态下，仓促地撞入了以消费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但后现代的初衷原本是反对渐渐僵滞并已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社会现代性。由此，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悖论在中国这块奇异的土地上产生，没有现代性的内核，却披着反对现代性的华丽外衣。这种反对现代性的后现代姿态也极易与同样反对现代性的民族保守主义者合流，更加扼杀了现代性的空间。

但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的真诚的现代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却并不落时，相反可能正逢其时。正如哈贝马斯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展现的非凡的洞察力一般，抽象艺术在今天是以一种坚毅的立场和诗性的策略，对中国当代艺术出现的问题做出的现代主义方式的修正，虽然这种方式凸显的是阶段性和地域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