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话语、政治与当代艺术

邹跃进老师认为，尽管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形态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但它的制度、内涵都非常完善。因此西方国家的强大，根源在制度。而中国则不然，甚至可以说，今天我们走的还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路线。他认为，即便是邓小平也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国家就强大了。因此，今天表面的繁荣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更大的危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20世纪以来，充斥国内的空前的国家主义话语呢？比如近年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论述范式成为思潮主流。不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这必然导致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艺术反抗国家背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建基于国家背景。基于此，他认为当代中国对当代艺术有三套话语：一是美协话语，绝对不能容忍当代艺术；二是国家画院话语，可以容忍一部分；三是启蒙话语，普遍认同当代艺术。显然，不同的话语背后的政治立场，及对待当代艺术的态度也非常不同。

反过来，就中国当代艺术自身而言，他概括为两种基本政治立场，一种是抵抗姿态，另一种是去政治化的立场。特别是后者，他认为受高名潞理论的影响颇深。最明显地体现在“金酸梅”和“金棕榈”的评选。比如，谷文达和孙原+彭禹作品恰恰代表了上述这两个立场。问题在于，姑且不说所谓的“去政治化”、“去国家化”是否受高名潞理论的影响，但这样的一种立场是不是真的去政治化、去国家化呢？

在这个问题上，刘礼宾提出了略为不同的看法。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徐龙森，他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对抗性，而付诸当代艺术的空间关系问题。再如潘公凯院长的“错构·转念——穿越杜尚”展览，他认为潘院长是以西方艺术的逻辑，提出另外的一种可能的逻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弃绝了政治，或绝对地去政治化，相反，恰恰是为了更深地介入政治。因此，这其中的逻辑不是“政治意识的当代艺术”，而是“当代艺术的政治意识”。

就此，何桂彦提醒，这种“去批判性的批判性”的前提实际上是栗宪庭的批判性。若没有这个上下文联系，“去政治化”和“去国家化”就没有意义。

不过，不论讨论结果如何，邹老师都认为，至少这样的讨论属于当代艺术内部的争论。仅此而言，已然是一种进步。

四 体制、认同与当代艺术

与其说邓平祥老师关心的是当代艺术与体制的问题，不如说是体制本身的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及其所揭示的所谓“被招安”、“被体制化”等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行为。不过，他更关心的似乎是现行体制的倒退现实。他说，一方面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政策上建立起一些表层的开放措施，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政治民主进程的结构性倒退。这是为什么呢？

就此，贾方舟老师和何桂彦表现得相对乐观和温和。同样，在贾老师看来，体制问题与国家认同还是应该分开看，更何况当代艺术研究院也未必能够代表国家。他说，实际上从范迪安进入中国美术馆开始，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就已经开始松动。另外徐冰被任命为中央美院副院长也是一个标志。这都表明了政府开始向当代艺术表示一种宽容的姿态。特别是“建构之维”展览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认为当代艺术成为主流无可厚非。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如此。

无独有偶。何桂彦在发言中列举了三组极富意味的对应关系，一是08年美协批判当代艺术与次年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二是89现代艺术大展与今年的“建构之维”展览，三是苏联前卫主义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他认为不论是不是真的内在相关，但这样一种可能的联系值得反思。实际上，随着艺术的变化，体制也在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艺术话语方式能否契合我们的现实处境。他还认为，20世纪以来，在“救亡压倒启蒙”这样的现实处境下，中国文艺政策并非是精英反叛这么简单。

尽管说了这么多，但其实所谓的“国家”意识有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后叙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就像卢缓在发言中说的，有些阐释的背后可能并非我们想得那么复杂，那么深刻，兴许就是因为单纯的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务性安排导致的。

以上是我对我们小组讨论的一个简要综述。最后我想以两句话结束我的发言，一句是马克斯·韦伯说的。他说，所谓国家，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它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它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

另一句是《诗经·大雅》里面的，八个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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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在第四届批评家年会（2010年11月·北京）上的第一小组总结发言。成文后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难免误解和遗漏。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