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摄影，人们通常强调，要在平凡中发现不凡。但是我认为，若要进入更高境界，摄影反倒是要在不凡中发现平凡。

过去摄影圈有一种说法：若能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作品，就算是得到了摄影界的认可。显然，这本杂志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自然地理和旅游探险，而且也涉及摄影。由于该杂志影响大，世界不少地方都先后出现了合作版或山寨版。在中文图书界，先是台湾出版了类似杂志，栏目设置几乎就是美国的翻版。我认识一位旅居纽约的上海摄影家，他经常接到台湾地理杂志的委派，到中南美洲去拍照，从事类似于人类学和地理、旅游方面的考察。后来国内也办起了同类杂志，栏目内容也几乎如出一辙。

发表于《国家地理》的摄影作品，绝大多数都不是摄影棚里人为摆布的摄影，而是户外自然摄影，旨在追求难得一见的不凡，其作品每每因此而引发读者惊呼，于是效尤者众。在全民旅游的今天，野外的自然摄影，已成为无数发烧友的最爱，他们在蛮荒之地的旅行中，执意寻找、发现、捕捉不凡的摄影场景。

早在大半个世纪前，美国著名摄影家亚当斯给《国家地理》做过外勤记者，在自然与荒野中拍了不少好照片，其中有不少便是在平凡中发现不凡。例如，有天傍晚在完成了一天的拍摄后，亚当斯驱车返程。途中他看到一处普普通通的村庄，天上暗淡的流云缓缓地沿地平线漂流，初升的月亮也缓缓升起。在这平凡的乡村景象中，亚当斯感受到了一种宁静、安详和神秘，以及宁静中的涌动。他的心被触动了，立刻停车抓拍，捕获了这转瞬即逝的感觉。这是他在平凡中捕捉不凡的经历。与此相对，亚当斯也有相反的经历。有次在高山森林拍摄了不凡的景致后，他在密林的背景前看到了一株普普通通的白桦树，被逆光衬托出来，虽然平凡，却有平凡的魅力。

但是，在国内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摄影，全然没有亚当斯的品味，而常是所谓不凡的“画意”或“诗情”照片，其媚俗，诸如江南烟雨、小桥流水之类，甜腻得令人作呕。

在21世纪初，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版了《国家地理摄影精选》影集，收录该杂志百年来发表的摄影精品，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作品为主，既有不凡之作，更有平凡之景。欣赏这部影集，并从摄影者的角度来设身处地地考虑，我有机会假设几个不凡与平凡的场景：

其一：面对同一风景，张三在普普通通的晴天拍摄，李四在暴风雨前的浓云下拍摄，前者拍出的风景平凡无奇，后者拍出了不凡的风云变幻，营造了意境与氛围。

其二：仍然面对同一风景，张三用普通镜头拍摄，李四用超广角镜头拍摄，前者拍出的风景仍然平凡无奇，而后者的风景则因夸张变形而奇妙不已。

其三：两人面对不同的场景，张三拍摄家门口的大街小巷，其摄影让人见惯不惊，李四拍摄正在融化坍塌的北极冰川，以及冰川上孤独的北极熊，其鲜见的场景让人赞不绝口。

当张三李四的上述作品一并展出时，人们多数都会不假思索地大赞李四的不凡之作，而对张三的平凡之作则视而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问：二人之摄影的平凡与不凡主要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是天气、设备、景点等外在因素决定一件作品的成败，还是摄影者的修养等内在因素决定艺术水平的高下?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懂艺术、不会摄影，但拿着一台专业相机，来到北极冰川，在北极的云霞天光下拍摄无数照片，莫非不能从中挑选裁剪出几张好作品?但是，如果让张三李四都用普通相机、都拍家门口的街景、都只许拍一张照片，那么谁有可能拍出更好的作品?在这同等情况下，决定作品之优劣的因素是什么?

当然读者可以反对我的假设，而强调设备、拍摄地点和自然条件的重要性，甚至会质疑我为什么要将张三和李四对立起来?其实，我在此想说的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水平，得自摄影者的内在修养，而不仅仅是外在条件。我认为，相对而言，要在平凡中发现不凡比较容易，而要在不凡中发现平凡却不太容易，因为“不凡”容易抓人眼球，而“平凡”则容易被人忽视。

最近读到一位北京摄影家的旅行笔记《我思故我行》，此书似乎为上述思考提供了一些答案。书中的摄影，有点像国家地理杂志的作品，多在西藏、新疆等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所摄。上世纪80-90年代，人们不易前往那些地方，其景色的确罕见而不凡。但是到了21世纪，青藏铁路建成，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不少摄影者也有了私家越野车，现在发烧友已不难去西藏新疆猎影。所以，《我思故我行》的真正价值，不是作者到了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拍摄那些常人难及的不凡场景，而是书中作品所透露的艺术修养，正是这修养，才使不凡的场景能让凡人接近。作者是画家，艺术修养较好，后来做摄影记者，行走四方，眼界和思想都很开阔。从书中文字可以读出，作者对摄影场景有独到的观察、发现和思考。

我认为，摄影的要义不仅仅是在平凡中发现不凡，而更是在不凡中捕捉平凡。唯有平凡的作品，以其平实的艺术语言，才易与普通凡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