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艺术一开始就注定是边缘的，它一旦成为中心，先锋的头冠就要让给新的先锋艺术。这个特点表现在空间上，则是先锋艺术始终处在游牧，定居，再游牧，再定居的流动和迁徙之中。

把握了边缘性和游牧性这两个特点，等于把握了艺术区变迁发展的基本要素。

说到艺术区，不能不提到美国纽约。人们说在20世纪，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这个转移的迹象首先就是在艺术社区呈现出来的，或者说纽约的艺术区在空间上承载了世界的艺术中心功能，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20世纪初期，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威治村，成为前卫的艺术家、文人骚客的聚集地，到上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成为美国现代艺术中心，从这里刮起的艺术风潮，影响到全美和全世界。

到了70年代，格林威治村被时髦高档的餐饮业、服饰店和豪华住宅所占据。这其中当然也不乏当年贫困的反叛者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挥金如土的新贵。于是，新的先锋艺术家们搬到SoHo，重新开辟天地。然而SoHo很快也被资本和市场所攻陷，它的房租涨幅和艺术市场一样火爆，艺术家不得不另觅新址。

后来，纽约的东村、切尔西区、诺利塔都成为艺术家们新的栖居地，许多艺术家还跨河来到对岸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到皇后区长岛市寻找低廉的房屋。

中国艺术区10年来的变迁史似乎也在步纽约艺术区的后尘。以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为例，在新世纪初期，艺术家们最早开始进入798时，房租便宜，高大宽敞，艺术生产和工业生产有条不紊、交错进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

由于艺术家的入住带旺了这个地方的人气，也随着电子工业园区的产业转型，798的业主看好这个地方的商业价值，曾经一度想让入住798的艺术家们搬走，对园区进行纯商业开发。由于艺术家的强烈呼吁，也随着“文化产业”概念的出现，政府开始以新的眼光来规划798，后来，它终于获得了文化产业园区的合法身份。

事实上，“文化产业”的蓬勃开展未必是真正先锋艺术家的福音。随着798房租的成倍飙升，大的文化机构、商业画廊的入住，在高昂的房租面前，艺术家们开始退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大逃亡”。是的，他们获得了胜利，他们成就了798、创造了798，同时他们又必须为他们的成就和创造付出“逃亡”的代价。

除了少数获得了较大商业成功的艺术家还能在798坚持，一般艺术家显然无法继续在这里驻足，他们必须开始新的游牧。当年，他们定居在这里，是为了一起扎堆，相互取暖，让艺术的声音更加强大。可是，一旦艺术的声音变得响亮，何况，它同时还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那么，对先锋艺术家来说，他们离新的边缘化就不远了。

后来，艺术区的模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广泛推行。京郊农民发现，干什么都不如把房子租给艺术家们做画室更加简单和实惠。然而，这种艺术的定居是不稳固的，一旦规划有变，这些游牧到北京、希望成就梦想的艺术家们，就会被“拆迁”惊扰，不得不开始寻觅新的栖身之所。

20世纪以来，都市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包容的特性，这使得艺术成为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强大的资本和消费文化面前，艺术和市场一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利用;另一方面相互博弈、相互冲突。对于先锋艺术而言，由于它的边缘性和游牧性，注定无法和商业合流，在空间上不断地游牧和定居，成为它无法逃避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