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美术的“革命”与“改良”两个概念大抵是一个意思。在陈独秀《美术革命》一文中，“革命”与“改良”完全是同义语。美术没有类似“文言”与“白话”那样的区别，因而也不可能有类似“白话文革命”那样的语言性变化。不过，同是使用“革命”或“改良”，其具体所指常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辨别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更多的美术学校，美术社团，美术刊物，美术史论著述。其中特别重要者，一是以上海为主张发祥地的蓬勃的“洋画运动”，归国留学生成为西画传播的主力军;二是传统中国画取得突出成就，出现了齐白石、黄宾虹等一批杰出画家;三是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主要代表的写实人物画获得突破性进展;四是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以及他所提倡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产生了有力影响。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五四”精神的发扬，也与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有直接关系。

1927年，刚辞掉国立北京艺专校长的林风眠在《告全国艺术界书》中说：在“五四”运动中，“虽有蔡孓民先生郑重告诫‘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术’，但这项曾在西洋文化史上占得了不得地位的艺术，到底被‘五四’运动忘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真的“忘掉”了美术吗?当然没有。不仅没忘记，而且还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不妨检索一下“五四”时期的重要美术事件：

1917年8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说自欧洲文艺复兴后，社会进化，科学发达，“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故提出“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说。1918年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聘请留英画家李毅士、留法画家吴法鼎、留日画家郑锦、徐悲鸿，以及北京国画家陈师曾、贺良朴、汤定之等为导师。这是20世纪最早兼容中西、提倡以“科学精神”研究美术的社团。

1918年1月，《新青年》6卷一号发表吕澂、陈独秀书信形式的文章《美术革命》。吕澂致函陈独秀，建议《新青年》像提倡文学革命那样提倡“美术革命”。吕氏说的“美术革命”，是“要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阐明中国美术之源流与理法，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陈独秀的回信避开了吕氏的“三个阐明”，而提出“革王画的命”，“打倒”以王石谷为代表的清代“正统”派绘画，认为王石谷继承的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惟“打倒”这一“恶画”传统，才可能“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以改良中国画”。

同年，康有为在上海发表《万木草堂藏画目》，激烈抨击元明清画的“衰败”，主张“以院体为画正法”“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并把中国绘画的希望寄于“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英绝之士”。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有14国避难之游，对所见西方绘画大加赞赏，他的看法与陈独秀、蔡元培有相合之处，是不奇怪的。

1919年，刘海粟在上海著文，说欧美日本人作画循“写实—自然的—积极的—真美—养成自动能力”的道路;中国人作画循“摹仿—强制的—消极的—假美—养成依赖习惯”的公式，一褒一贬，可谓分明。

1920年，徐悲鸿发表《中国画改良论》，说中国绘画“衰败极矣”。他提出的“改良”方案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1922年，梁启超发表《艺术与科学》的演讲，提出：科学与美术的关键都在“观察自然”，美术家须“有极明晰极致密的科学头脑”，才能深刻观察，画成出色作品。他“希望中国将来有‘科学化的美术’，有‘美术化的科学’”。

上述各家主张可归纳为：一、提倡美育，发展美术事业;二、重估中国画史，褒院体而贬文人写意;三、提倡学习西方写实美术，以其“科学方法”改造中国画;四、否定摹仿风气，强调个性与创造。这些，基本概括了“美术革命”的指向。同一时期，“美术革命”的实践突出体现在新式美术学校和西画社团的蓬勃发展上，先后创办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私立苏州美术专门学校、南京美术专门学校、武昌美术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以及苏州美术赛会、上海天马会、清华大学美术社、东京艺术社、上海晨光美术会、广州赤社美术研究会、法国霍普斯学会、北京阿博洛学会、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上海白鹅画会等。

在“五四”时期，美术的“革命”与“改良”两个概念大抵是一个意思。在陈独秀《美术革命》一文中，“革命”与“改良”完全是同义语。美术没有类似“文言”与“白话”那样的区别，因而也不可能有类似“白话文革命”那样的语言性变化。不过，同是使用“革命”或“改良”，其具体所指常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辨别的。

“五四”时期“美术革命”的思想与活动，并不都发端于“五四”。蔡元培的美育与融合中西美术的思想，早在晚清他第一次留德期间就形成了。他1912年写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已将美育列为教育“五大主义”之一。曾任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演艺会、展览会的鲁迅，1913年就发表了支持蔡氏美育主张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至于吸收、借鉴西方美术，早在16世纪前期就发端于来华的传教士，明末有吸收明暗法的波臣派，清代有服务于宫廷并在画坛形成影响的外籍画家郎世宁、艾启蒙等;晚清的广州、上海，已有西画法传播;19世纪中叶，上海“土山湾画馆”的法国教士专门传授各种西画，培养了徐永清等一批早期西画家，而伴随中外贸易兴起的画报美术、擦炭画肖像、月份牌年画、水彩画、铅笔淡彩画也广泛流行。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学堂开设的图画手工科，聘请日本画家监见竟执教西画;“五四”运动前，已有一些画家研究西洋画，提倡新的美术观念，如1911年，周湘在上海创办布景画传习所;1915年，乌始光、陈抱一等在上海创办以“促进西画运动”为宗旨的“东方画会”;1916年，李叔同在杭州组织并主持“洋画研究会”。更有一批留学生，在“五四”运动前就东渡日本或西赴欧美学美术，接受了种种新的美术观念，其中李铁夫、李叔同、李毅士、冯钢百、陈抱一、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吴法鼎、胡根天、王悦之、李超士、汪亚尘等等，归国后都成为“美术革命”的先驱和骨干。不是“五四”造就了他们，而是“五四”为他们提供了“美术革命”的阵地，发扬光大了他们的思想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