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问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批判何以可能时，马克思的幽灵再一次出现。比格尔认为从马克思那里可以抽象出一个一般性的观点：“自我批判是以批判所指向的社会构成或社会子系统的完全进化出它自身的、独特的特性为条件”。[9]依照这个观点，唯美主义的出现是前卫艺术出现的充分条件，因为唯美主义使得艺术成为一个独特的子系统。比格尔提出的“社会子系统”概念值得我们注意。比格尔对艺术子系统的论述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有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又是独立的，与经济基础有着不平衡的关系。因此，在比格尔的艺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观念中，更强调子系统历史和社会史的不平衡性。我们绝对不能将子系统仅仅理解为“艺术为艺术（art for art seek）”。子系统还是一个体制性概念，其中涉及到生产、分配等关系。子系统概念还基于我们在本文第上部分所论述的艺术作品的“功能性”。在子系统中，艺术作品不承担影响社会的功能，而是一个自律的子系统。比格尔利从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出发，将子系统的形成历史解释为自律子系统与内容之间矛盾运动的过程，即比格尔所说：“体制的框架与单个作品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内容之间的张力”。[10]而自律体制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体制框架与单个作品内容之间张力的消失。

这种发展观体现出比格尔对两个概念的区分：艺术自律概念和单个艺术作品内容。这之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比格尔对此辩解道，恰恰是由于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才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区分。[11]但是，他的辩解依然不够清晰，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参考他提出的作品“功能”的关键词，就能够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将自律（形式）与内容区分开来的，因为两者在社会功能方面确实有着差异性。比格尔进行这种区分并非不反对以形式/内容一体的观点，而是他认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回答什么条件下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批判成为可能。比格尔提出了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在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那个年代，艺术的自律体制已经成熟，为什么没有出现自我批判呢？这是因为当时具有彻底政治性的内容依然存在，与自律的体制起到了平衡作用。直到19世纪末唯美主义那里，艺术才失去了所有政治内容的附庸，这时，体制框架和内容形达到了完全一致。体制框架和内容的重合具体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形式与内容的重合。形式不仅仅指绘画的点、线、面等基本因素，也指绘画的技巧和风格特征。

2011年1月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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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布莱森和保尔的文章《符号学与艺术史》中，他们谈到了“此时此地的作者”与“此时此地的接受者”的概念。他们认为当研究者在不断重构上下文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就处于上下文之中。详细内容可参考Mieke Bal and Norman Bryson, Semiotics and Art History, The Art Bulletin, Vol.73, No,2 (Jun., 1991)。

[2] 比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P73。

[3]比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P74。

[4] 同上

[5] 同上

[6] 波吉奥利也有一本书名为《先锋派理论》，此理论划分了前卫艺术的几大特征，成为比格尔之前论述前卫艺术的一本非常有影响的理论专著。

[7] 参照比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P87。

[8]比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P88。

[9]比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P89。

[10]比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P91。

[11]比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P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