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本届深港双城双年展主题的“城市再生”至少有如下歧义：其一，单看字面，“再生”，就是不断地拆旧房子，盖新房子，不断地更新房子;其二，还有很多建筑师认为“城市再生”这个问题是指，一个城市老化了、衰败了，如何让它重获生机。这个问题的确是后工业社会的普遍问题，但不是“城市再生”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城市再生”的最大的争议来自建筑师内部。

建筑师为什么总是只从有限的建筑学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再生”呢?所以，“城市再生”的关键，需要城市的规划师、建筑师的再生，是他们观念的再生。

多少年来，建筑师的工作已经程式化了，许多建筑师不关心形而上的问题，不关心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他们更愿意关心美学，关心技术，关心建筑学本身。

要我看，马清运提出的“城市再生”其出发点是反建筑学的，当然是现有的建筑学。它根本就不是在建筑学的逻辑框架下讨论问题;而我们的建筑师呢，则以建筑学的逻辑去回应，两条轨道，互不交汇，基本上是各说各的。

“城市再生”是一个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关于城市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马清运是“反建筑”，不强调永恒，不强调建筑审美，他把功能、环保、可持续放在第一位。在马清运看来，观念变了，技术手段， 建筑学的传统根基也应该变。

可这种改变谈何容易!

所谓“城市再生”讨论的不是讨论如何拆房子、盖房子;如何新陈代谢而问题，这些都只是战术问题，技术问题，策略问题。“城市再生”讨论的出根本性的城市哲学问题，简单地说，它讨论一个城市的生命周期，也就是一个城市生与死的问题。面对着死，这个城市的必然宿命，我们今天如何生?是这么一个问题。

建筑师思考城市的时候，是从自己专业出发的，每盖一栋房子，都假想它是有意义，有价值，都应该是流传久远的。可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有大量废弃了的城市，消失了的城市。所以，从建筑学专业出发，不能解决城市生和死的问题。

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城市的规划师、建筑师如何保证你眼前所规划的城市能够维系百年、千年的繁荣呢?你如何保证你规划的城市能够永葆青春而不会衰败呢?

从技术、专业的角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城市哲学的角度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博弈的角度，对城市发展的根本策略进行选择。

对于那些已经衰老，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的城市，建筑学本身的办法，就是整旧如旧，把它们以原样尽量保护起来，当成历史标本，当作旅游资源。

这个问题放大来看，是不可行的。因为地球的土地、环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不可能无休止地保留旧城，建造新城。

建筑师一个劲地建造城市，当这个城市老了，没有活力了，又瞄准另一个新城，重新开始新一轮的“书写”。

所以，不光老城市有“过期”、“再生”的问题，就是像深圳这样的新城市同样也有“再生”的问题。这是将问题前置，在规划之初，就要充分考虑它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城市如果图一时痛快，一个劲往死里造，不计后果，不留余地，拼速度，拼规模，它的生命势必是短暂的。就像一个小孩，天天给他打激素，吃营养品，让他提前发育，提前成熟，将来等待他的，也一定是早早衰老的结局。

面对这些问题，“城市再生”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这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城市理想。既然城市必死，站在“城市再生”的立场，应该让这一天晚一点到来，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来延长城市的生命。于是，城市规划、建筑需要“再生”出一套新的原则和方法。例如，城市建筑不必追求永久性;建筑的宏伟、美丽应该让位于它的实际功效;建筑材料应该充分环保、可回收，可再利用;建筑用地和能耗应该最低，或者可循环，今天是工厂，明天是农田;建筑甚至可以像蒙古包，可拆卸的，卷一卷，就让汽车给拉走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再生”是对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反思。它是一种逆向思维，它给我们一种新的城市哲学的出发点。而过去几百年来，在建筑学院形成的那一套建筑学的思维，企图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改变城市空间状态的办法似乎已经无法面对今天的问题了。传统的建筑形态学、建筑结构学、建筑材料学、建筑美学似乎无法解决人类未来所面临的紧迫的问题。

建筑师需要一种知识转型，改变过去的知识形态，从新的立场和立足点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城市再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