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价值标准与评判尺度是许多近来中国美术界喜欢谈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关于标准与尺度，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它是如何形成，由谁制订和何时发生作用的——是在艺术创作行为之前，还是之后;是理论家为艺术家制订的行为规范，还是艺术史家从已有作品中归纳的历史认知;是艺术家个人对其艺术观念的标举和对自己艺术实践的总结，还是艺术家群体商定的宣言和共同奋斗的目标……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方面的差异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后果。
在人类文化史上，确实出现过各种不同的艺术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但它们的效果则大不相同。大部分标准和尺度，实际上是事过境迁之后，为了便于识别艺术作品的种属和艺术家的谱系而归纳出来的理论知识。
中国艺术史上的标准和尺度，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对以往画家作品的品鉴归类，另一类是画家个人的艺术心得或者理想与感慨。这些文字在当时无关宏旨，没有人拿它来作为艺术行动的指南，几百年之后才有追慕者将它们发挥为一种人格表率和文化理想。
19世纪以后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喜欢发宣言，提口号，言过其实者有之，耸人听闻者有之，今日面南明日朝北者有之。其中最突出的是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表现，他们对宣言、口号的热衷和艺术史家对他们的宣言、口号的重视，远远超过他们的艺术作品。但从历史整体看是，那仍然只是艺术家张扬个性的表演，并不是艺术创造的先决条件，更不是国家和社会验收艺术作品的标准。如果未来主义艺术家在政治上的同盟者——法西斯主义“认真”贯彻那些宣言与口号，丰富多彩的意大利艺术遗产恐怕早就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了。
中国是一个重视文字记录的国度，中国艺术史上有关书画标准、尺度的文字甚多，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谢赫《古画品录》 之中提出的“六法”。虽然“六法”被后人推崇为“万古不移”的法度标准，但它的出现却并非谢赫制定的理论性标准，而是对他所了解的画家作品的品鉴感受的总结——先有卫协、陆探微以及顾恺之等人的创作成绩，然后才有谢赫据以成文，名之曰“六法”。在谢赫“六法”之后，有关书画品评标准的概括文字络绎不绝，这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文化现象。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究竟对中国艺术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倒需要冷静思考。
兴起于20世纪前期，作为政治纲领组成部分，由掌握无限制权力的政治家制定的艺术标准和评判尺度，值得我们今天再三思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于苏联和德国的标准和尺度。德国希特勒政权和苏联斯大林政权，对于艺术的态度有许多近似甚至共同的东西。它们都是以国家、人民、民族的名义，向“腐朽堕落”的艺术宣战。在那里，艺术家接到必须执行的通知，其严厉的权威性远远超过宗教裁判法庭的裁决——他该如何创作和为谁创作。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艺术作出无庸置疑的具体的、统一的标准与尺度。然后才有20世纪60-70年代通行于中国艺坛的标准与尺度。如果要归纳出它们共同规律的话，那就是这些标准与尺度无所不及的效力范围，它的权威性，含义的确定性以及解释的垄断性。
这些明确、统一的艺术标准和评判尺度的灾难性经验，早已载诸史册——艺术标准不容置疑的程度与它对艺术创造活力的作用成反比。给艺术制定标准，就是给一匹马系上缰绳。而给当代艺术制定标准，则无异将飞鸟囚于笼中。
当前美术界为艺术制订标准和尺度的呼吁，往往来自艺术之外，而且反映着一种善意的焦急——习惯于规范和理性思维的旁观者，为当代艺术圈内的“非圣无法”忧心忡忡。他们寄希望于明确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以改善当代艺术的生态环境。对艺术家来说，认同某种艺术标准、尺度与反对这一标准、尺度的自由，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个不容置疑、不容反对的标准和尺度决不是艺术的标准与尺度。
视当代艺术为一种“系统”，为它建立一种模式，必然存在着两种后果。一方面，系统的组织和模式的存在使混乱驳杂的现象趋于明晰、规范;而另一方面，系统组织和规范的建立，必然地降低艺术自由，直至使艺术标准化，而这是与艺术的本性相悖的。
当代艺术首先是人类文化历史系列中的一种艺术形态，因此，谈论当代艺术的标准与评判尺度，不能脱离艺术的一般性质。当然，这不是无视当代艺术的特殊性，只是将它与其他社会活动(例如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等等)区分开来。
其次，对当代艺术持不同看法的人们都承认，当代艺术之所以为当代艺术，历史时段特征和形式、语言特征是两个关键环节。观念的差异在于何者为主，何者为重。艺术理论家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看法，如果我们退远一些距离眺望当代艺术，就会发现历史时段特征是当代艺术的基础特征，思想、感情、风格、语言、样式等等都附丽于此。在这方面，艺术家各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不必强求一律。.
中国当代艺术有不同于西方的多层次特殊问题，艺术自主问题，政治环境问题，民族身份问题以及艺术家初涉市场环境后的商业道德和文化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艺术家和对于西方艺术家具有完全不同的份量和意义，它们都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中国艺术家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和期待艺术家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鲜明的态度，但不需要为此制定一个统一的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尺度和标准。这种看法没有什么艺术理论依据，但有十分沉重的历史经验——非个人的历史经验。
当代艺术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手段，艺术家与观众需要有对现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共同的关注;艺术家必须拥有供他言说的场合，在这些场合里面对注视其艺术行为的公众;艺术家的言说是真诚和有现实意义的，虽然有时候以反讽、荒诞的形式传递的焦虑与创痛。普遍语用学者总结归纳的人际交往要素，在观察和思考当代艺术的时候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参照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