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施坦伯格先生辞世（2011年3月13日）的消息时，我正在为他最伟大的杰作（中文版）的出版作最后的努力。最近两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读、翻译和研究他的著作，一直在催促《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中文版早日面世，但事与愿违：就在这部译著即将付梓之时，列奥·施坦伯格先生驾鹤仙去了，这不能不令人扼腕，令人叹息……

一个多月前，我在“艺术国际网”贴出了施坦伯格先生《毕加索的窥寐者》的译文。《画刊》的靳卫红女士一眼便看出了它的意义，想在杂志上分两期连载，并致书于我：“我很喜欢此文，现在中国批评家太过形而上了，不面对作品，施坦伯格是一个好榜样。”

我之所以在图书出版之前，先行发表此文，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此书的图片版权尚未解决，此书中文版的编辑、出版遇到困难时，我想借此说明图片在施坦伯格的图像学批评中的决定性位置，没有图片，他的分析性文字的力量将大打折扣，几乎无从理解。其二、我在已经正式发表的该书的“译后记”里，曾经指出：

我在这里不妨预先警告一下读者，如果你还没有作好心理准备——准备接受艺术批评史上迄今为止最冗长繁复、最巨细无遗、最挥霍无度的分析——你就千万别打开此文（按指《阿尔及利亚女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毕加索》）。施坦伯格对毕加索的分析，赞叹者称其勇猛精进、曲尽玄微；受不了其长篇大论的人则以为他反反复复、无休无止。……我觉得，假如你只想感受一下施坦伯格超强的艺术感受力，那你只需翻阅他较为短小精干的篇什就行了，例如《毕加索的窥寐者》就极好。但是，要是你想真正体会施坦伯格的伟大，那就非得读一读《阿尔及利亚女人》不可，而且在阅读它时，最好不要仅仅将它当作《另类准则》中的“一篇批评文章”，而要将它当作“一部专论”，一部关于毕加索《阿尔及利亚女人》系列变体画及其全方位再现人体主题的专项研究。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读“这部专论”方有湛湛清明、乾坤挪移之感。

该文在网上发布后，立刻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兴趣。画家青虹评论说：

我之前一直醉心的倒是毕加索的画的形式美，正如所有爱画画的人，满足于形象，过于陶醉以至甘于停留在形式上。但是这种阐释总是令人眼前一亮，“对睡与醒的描述——彼此排除而又彼此预设、相互滋养而又相互感染的独立状态，每一个都缺乏另一个的某种丰富性。在它们的变换与互惠中，我们认识到自己生活的不完整。”……看过大量毕加索的线描，睡与醒的主题的确非常突出，每一张都萦绕着令人费解的气氛。这里图像学真是帮上了大忙，它将有趣的语言思维植入我们模糊的形象思维世界。我们当然不必当它是唯一合理的，但是它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如果我们不想一直停留在暧昧模糊的感受阶段。

对于靳卫红的信，我回应说：

说到中国批评家太过形而上学，其实他们是没有学会如何做批评。因为中国的美术学院从来不教如何做批评。罗杰·弗莱的形式批评、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批评、施坦伯格的图像学批评，迈克尔·弗雷德的后期现代主义批评，现在还所知甚少；伊夫-阿兰·博瓦的结构主义批评、罗莎琳·克劳斯的后结构主义批评，以及像哈尔·福斯特的精神分析批评、本雅明·布赫洛的“批判理论”、托马斯·克洛的体制批评，国内更是闻所未闻。我这几年之所以致力于西方批评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就是着眼于此。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艺术家能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惜现在能理解这一点的人，太少了。

对于青虹的评论，我回复道：

图像学在西方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仅现代图像学在潘诺夫斯基那里奠基，到施坦伯格写作毕加索的1968年，也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但潘诺夫斯基很少分析现代作品，将图像学运用于现代作品，而且最出色的，当数施坦伯格。……但施坦伯格的妙处，远不在于图像学最擅长的主题分析（图像志分析），你看全文的结论，将毕加索这一主题的种种创造，突然归结于毕加索的形式冲动：在他那里，醒与睡的主题（可以被投射为情侣、姐妹、画家及其模特儿等等），最主要只是作为安排横向轴和纵向轴的的方式。读读最后一段，就不能不令人赞叹！

我看到的、有关施坦伯格先生去世的消息是这么说的：“《纽约时报》记者Ken Johnson报道：20世纪下半叶最有才华、最有影响，也是最具争议的艺术史家之一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上周日在曼哈顿家中去世。”

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2011），20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史家、最杰出的艺术批评家之一。著有《文艺复兴艺术及现代健忘中的基督的性征》、《米开朗琪罗最后的绘画》、《莱奥纳多永远的最后晚餐》、《遭遇劳申伯格》、《另类准则》等。鉴于对美国艺术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哈洛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一道，被誉为美国艺术文化的“三伯格（三山）”。

我在《另类准则》中文版的“译后记”还说过：

在对20世纪美国艺术界影响最大的“三座大山（三伯格）”中，格林伯格由于迈克尔·弗雷德、T·J·克拉克等后继者与推进者的出现，地位仍然十分稳固（谈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已经不可能绕过他）；罗森伯格由于纽约知识分子传统的整体衰落，以及学院派艺术批评的兴起（以《十月》杂志为代表），地位有所下降；而施坦伯格，先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漫延，中则由于符号学艺术史的勃兴，晚近则由于人们对“视觉文化研究”的不满，其地位却稳步上升。

这是我对“三伯格”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力的一个总的判断，或许包含了一点个人偏好，但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盖棺论定”之时，施坦伯格对于20世纪美术史和美术批评的贡献，恐怕仍然难于估计。仅仅《另类准则》一书，各国学者们就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们的赞美和敬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