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在欧洲诞生于拿破仑大革命之后，历史名作从封建贵族的宫廷中解放出来，从此卢浮宫变为向市民开放的公共美术馆。辛亥革命之后，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任美术官员，曾为教育部撰写第一份国家性的美术发展纲要“拟播布美术书”，其中很大篇幅涉及中国现代美术馆的建设构想，不久后故宫正式成立博物院，向国民开放宫廷藏品。在这个意义上，美术馆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物。
2011年四月中旬，台中大象艺术空间馆邀我策划一个抽象水墨展览“无识的形相”，亦被安排参观了一部分美术馆，并目睹台湾民主发展进程中美术馆的最新演变。在大象空间馆的主持人钟经新女士的安排下，我参观了台北市立美术馆（俗称“北美馆”）、台北艺术大学的关渡美术馆、台中市的国立台湾美术馆（俗称“国美馆”）、高雄市立美术馆、高雄佛光山寺佛光缘美术馆、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以及台中市政府赞助的铁道艺术仓库。
我第一次去台湾在2004年，当时应台北当代艺术馆长谢素贞的邀请策划了展览“华人新视界”，这是台湾举办的第一个两岸当代摄影展，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副主席的马英九莅临开幕式并发言，我还陪着马英九在大陆部分的展厅参观了一遍。这个展览是台北当代艺术馆开馆后的第二个展览，该馆也是台湾正在变革中的美术馆制度的一个试验榜样。
台北当代艺术馆相当于台北第二市立美术馆，但采用“国有民营”的制度，即政府提供一幢国有资产的老房子、市立美术馆的名义和税免政策，由社会资本成立董事会进行经营和管理。从九十年代末至今，民营美术馆热在国内一直此起彼伏，但大都因得不到制度支持昙花一现，台湾的这项国有民营制度，实际上很适合在中国推广。
台北市立美术馆正在举办一个“莫奈的睡莲”展，全部是由法国借来的印象派代表莫奈的晚期名作，而其运作资金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民间资本的合作。台湾的“国立”美术馆不在台北，而在台中市，这是为了平衡台湾的文化资源不要过于集中在一地。两任前“国美馆”馆长倪再沁和薛保瑕都是多年前的朋友，倪再沁退位后担任台中东海大学文学院长，他这次赶来参加我们展览的研讨会，并邀请我和艺术家张羽、朱叶青去东海大学与研究生座谈。
倪先生在题为“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的研讨会上的一段话很令人感慨，他说跟大陆人交往了近二十年，自己高估了文革对传统的破坏力，却低估了大陆对传统文化的复原力。在回市区的车上，倪先生回忆起他的馆长生涯，处处体现与民主共进的影响，比如他是台湾第一个民选的国立美术馆长，即由台湾各方的艺术界代表票选产生，从而结束了之前由政府任命的历史。他在馆长任上最大的进展是拒绝官方指派的展览，开创了国立美术馆的相对独立性，引以为豪的一个例子是他拒绝了当时台湾省长宋楚瑜指派的政府公务员书画展，以及一名有权势的民进党议员推荐并威胁一定要做的“人情展”，倪先生说他唯一的拒绝底气就是宣布辞职，这样会遭成媒体的舆论哗然，所以官方最后都不得不向他让步。
高雄市立美术馆长谢佩霓是倪先生培养出的第一代台湾美术馆专业的学生，谢小姐的上任由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亲自邀请的。谢小姐在她的办公室向我介绍说，她跟陈菊的第一次见面，就提出上任高雄馆长的两个先决条件：一是高雄美术馆的空间不能被任何政党用作政治竞选和宣传场所，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性；二是高雄美术馆不做任何官方指派或者权势人物说情介绍的展览，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她没想到陈菊一口答应，并拜托她重振高雄的文化地位。
台湾的政治和美术馆在民主制度下已形成新的文化生态，即市立美术馆作为一个公众和媒体关注的政府业绩的文化指标，而这又会影响政党竞选的形象，为了加强政党的竞选优势，民进党亦开始超越保守的政治立场，邀请外来的文化精英执掌本地文化平台，这也可看作台湾民主的一个进展。谢佩霓在得到陈菊的保证下，拒绝了一切政治宣传和人情展览，令人惊讶的是，她请我们一行人看展览，要求我们客人自己买票。美术馆长决不赠送免费票，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在宜兰县立博物馆，馆长廖仁义博士是自己掏钱请我们一行看展览的。这不仅由于台湾严格的公款消费制度，还因为任何一个公立美术馆不愿被别的政党抓住腐败把柄或者现任美术馆长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晚饭时，谢佩霓说，台湾的美术馆的资金筹措和政治干涉还是在阻碍美术馆的国际水准的提升。我跟她说，不管怎么样，你至少可以在最低限度上启动自己的理想了，而我现在还做不到。
七年过后，重新踏上台湾，目之所及的台湾经济和城市面貌，确实如同电视上看到的由于民主的党争阵痛停步不前，台湾的美术馆亦未获得理想的进展，比如民主制度下，依然有官僚主义和美术展览的政治干涉，经济的停滞对美术馆的资金来源影响不小，新一代的民主政治家由于长年累月的政治投入，对现代艺术的认识不足，艺术圈在民主体制下依然有江湖派系之争。但在这些瑕疵下，仍然能看到台湾美术馆与民主一样的艰难历程中取得的进步。这意味着一个被专制压抑已久的民族在民主初期会处于一个乱象阶段,但这一必经的训练阶段是绕不过去的,台湾的民主在早期的乱象中已看到了自我纠正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