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这个词，因为关系到种族问题，在使用上理应非常谨慎。欧美人不会轻易的拿自己的民族说事，在中国的情景则全然不同，国人似乎什么事都喜欢与民族主义套上关系。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没有一条伏线呢？ 如果想一想“民族主义”这个词语相对的“世界主义”，在全球化普世理念主导的今天，也许就不那么难于理解了。

什么是世界性？

世界性是一个涵盖着历史，和逻辑的双重概念。从历史看，它是相对于前资本主义而言，因此，世界性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逻辑看，它是相对于地域性，和民族性而言，也因此 和地缘性，民族性存在着种种诸如矛盾、消解、包容、或超越等等的复杂关系。

然而，与“世界性”密切关联的仍然是资本。历史是通过世界市场而转变为世界历史，这种转变的动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和积累。“资本具有天生的世界主义性质”。 资产阶级正是凭借 着资本的“世界主义”性质，挖掉了全球民族工业的基础，建立了新的全球工业体系，使市场成为世界市场，也因此，交往成了世界交往，历史成为了世界的历史。

世界性的全球化理念是基于一种：东方与西方同步时代已经到来的意识。同时，又抹去了真正的问题，比如东西差异和南北的不平等。比如说，苹果公司和富士康的经济形态，或者说全球化艺术在东西文化上的从属构成，都是当代社会的现实。如果说早期的世界主义是凭借资本的掠夺和殖民扩张，那么当代则是凭借经济和科技支撑的文化权力在延续和强 化这种“从属”。

问题是，如果说“世界主义”像一根源头存在于西方的绳索，那么，既然它延伸到了其他区域，就有必要接受非西方的检验，看看这根绳子是不是牢靠。因为即使这些理论在解释 西方问题时很“成功”，也无法证明其对非西方问题的有效性。因此，检验全球化理论的场所理应是在非西方区域。这就是地缘性，民族性和世界主义的矛盾。

什么是民族主义？

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说法显然是舶来之品。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学者哈里森(James Harrison)，后来又有另一位美国学者莱文森(Joseph Levenson)的发扬光大，形成世界主流话语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学说，同时也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设置了一个话语陷阱。

这种学说首先是抹去中国人作为一个悠久历史民族的现实，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直线进化历史来解读中国。这种解读将中国文化以前现代，和现代性硬性的隔开，并 按照现代性推理， 中国民族主义将是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拷贝，自然而然会走西方世界曾经走过的老路，比如说，中国的现代化将会导致帝国主义式的全球扩张。

这种西方式的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源泉，相对于这种恶魔的民族主义，最好的避免方式就是普世主义，通过普世主义来粉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权观 念，这就是民族主义批判，以及世界主义，全球化，同质世界，诸如此类的真正含义。

什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实？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遇到要夷化中国的蛮夷。在文明衰亡的情况下，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知识阶层兴起。以民族主义的信念，救亡救国成为中国人的主旋律，也是中国这一 百多年的主要社会脉络。

现代中国的发展可以看作为一种集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混乱在于，自80年代，中国融入了全球市场体系，而自动的放弃了道德的制高点，去意识形态的结果是，对于全球主义的普世大忽悠，无从应手，不得不退居到曾经时过境迁的民族主义。以至于出现把孔夫子的雕像在广场上搬来搬去的无奈之举。

这是因为今日的中国，依然存在来自于内外的重重危机，国际地缘政治空间的狭小，放眼全球，几乎是孤家寡人一个，处境与一百年前的阵势相去不远。此时此刻，如果抛弃了民族主义，能捡起什么呢？世界主义可能是某些国人的意愿，可是，这个世界主义和100年前英国人的鸦片之间并不难找到共同之处，它们代表的都是资本意志，眼红的是他人财富，要得到它的最好方法仍然是肢解一个民族和它的文化。

那么，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评声音，它的道德正义来自于哪里？是为了重回社会主义的道德高地，还是为了伸张“世界主义”？是代表了在中国成长的资本意志？还是仅仅 只是对于自己民族的自卑？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作为一种全球强权的主流话语应该不难理解，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到底是不是在试图脱离“世界主义”轨道？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民族主义”的显然不是事实。现代中国正是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境遇而得以快速的发展。然而，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普世规则，也是一个事实。如果中国人按照中国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意识形态可以实现和西方理念割裂的现代化，一定是西方最不乐意看到的。

那么，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有什么理由把民族主义当成洪水猛兽呢？

有人喜欢以同质化的历史必然性来否定“民族主义”。问题是，如果同质化的目标是在于人类的生活质量和人性的发展，而不是去除民族个性的同形同态，当然也不应该消解民族的文化传统。然而，世界主义恰恰是与此相悖。权力文化和权力意识，以话语支配权力构建的只是一种由中心辐射的边缘化。

民族主义是一个话语陷阱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衍生，会成为消灭文化异己的神棍，如果国人如此认识，便进入了西方为中国民族主义设置的话语陷阱。

如果说：“文化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可能是没错，但这种文化身份的焦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如果说在科技上的落后，是中国人产生文化身份焦虑的原因。但是，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与科技置于同一地位，就掉入了“现代性”的陷阱。如果西方不能反思现代性，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呢？

如果要问：“还有比女人缠足更中国的吗了？难道最有世界性？”那么，也可以问，“束腰”不是比“缠足”更残忍吗？还有比女人“束腰”更欧洲的吗？难道欧洲就一定最有世界性 ？

就如最近中美领导人在舆论前打起的口水仗，希拉里谈论美国如何应对中东革命时谈到中国，称中国领导人“试图阻止历史，这是徒劳的事”。而王岐山对此的回应是，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简单”(可能“无知”一词更能传达他的意思)，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我们属于东方文化。”

中国就像围 棋手，希望长久地避免被包围；而西方人下惯了国际象棋，要通过交锋把对手的棋子一个个地干掉。国际象棋使人的思维直线化，而围棋则能培养起战略的灵活性。 谁又能知道，中国的去意识形态只是守住底线的隐隐于身呢？中国会不会成为西方无法吃掉的最后一颗棋子，就要看中国的文化特质，会不会被颠覆。

然而，无论是过于推崇，还是过于反对，民族主义话题都是一个人为的陷阱。重要的仍然在于，中国是不是能重建一种能引导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