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自肇始之日起，就不得不面对诸多当下问题。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主要问题是从体制中争取生存空间，西方战后当代艺术中偏于前卫、先锋的一面恰好符合当时的诉求而得以推崇。90年代以后，当代艺术在西方得以发展，并获得了国外资本的支持，由此引发了当代艺术能否从西方评价体系中获得独立性的问题，以及市场、资本能否介入当代艺术的问题。之后，当代艺术虽然并未获得体制的认可，却已开始进入学院并形成市场，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元、细致，诸如学术机制问题、语言学问题、方法论问题、跨学科问题等等，中国当代艺术的体系也越来越丰富。

热衷于讨论西方话语权问题、市场问题、方法论问题等等，并不意味着与体制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在中国当代艺术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中，体制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应该是贯穿始终、最为基本的问题，只不过这个基本问题日益被大量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所覆盖。中国当代艺术肇始之初就以民间、边缘、底层、疏离的姿态和立场保持着和体制之间的张力。中国当代艺术借用的只是西方当代艺术的语言和观念，其前卫、先锋的姿态根本上源于自身性格。在民主化、现代化、全球化成为主要潮流的当今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极其特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集权、传统文化与革命意识形态、自由经济与官僚资本纷繁交织，体制的现代性进程缓慢而剧烈。也正是在这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景观，并因此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合理性基础。迄今为止，“当下现实”仍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念来源和生效空间。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的创新思维、新兴学科、市场效应、旅游景观，而是因为它以独特而有效的方式对中国当下历史进程中的最重要问题作出反应和干预。

金融危机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国的地位日见提升，大国意志日渐强烈，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之后，获取文化话语权的战略意图日见明显，90年代当代艺术界曾经讨论过的“西方话语权”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成为中国对外政治的重要议题。中国传统经典思想资源因此得以大力推重，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对西方思想资源和当代艺术模式的借鉴之后，也已经不满足于西方当代艺术的评判体系，开始自觉回到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找价值基点。这种基于当代艺术自身发展的需求，恰好与中国政府的当下的文化意志不谋而合，因此被纳入了全球文化战略之中，与传统文化、国家主旋律文化一起形成了某种“一致对外”的态势。

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体制的认可，但处境与问题都变得比以往复杂。最初偏于民间、边缘、现场的当代艺术，先是获得学院认同，后又获得官方认同，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基本完成了“外在合法性”的获得，自身也分化为多个板块：关注现场和社会问题的民间当代艺术、侧重文化研究的学院当代艺术、作为全球文化战略的官方当代艺术。他们对于“当下现实”的理解是不同的，分歧主要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使命”问题上：是应该投身于因一个世纪的革命而中断的文化启蒙运动中去，从传统中重建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还是立足现场、关注社会，继续以批判性、前卫性与政府保持张力，致力于中国体制的现代性转型？

在这种分歧下，当代艺术界的立场日益分化。官方当代艺术的立场依然是“政治”——对内、对外进行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使其更加当代化。因此，官方对于当代艺术是一种有条件的认可，其出发点是利用当代艺术来增加原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学院当代艺术的立场是“文化”——在东西思想资源的讨论中重建中国当下的文化主体性和价值观，以及重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并不完全认同官方对当代艺术的阐释，他们看重的是官方对文化和知识的重视，因此对于官方的“文化复兴”、“东方文化话语权”总体上带有认同感。民间当代艺术的立场是“个体”——关注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体验。他们既不具备官方宏大叙事的权力和资源，也不具备文化高度和知识权力，而是中国社会的末梢神经，始终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场、民生，从而延续和传承了中国当代艺术一直以来的先锋性和前卫性。

多元的格局必然意味着多元的立场，这既是事实，也符合常理。官方当代艺术、学院当代艺术是这个时代理所当然的产物，并且有其自身的使命和价值，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但过度强调这种局面的进步和成就，反而隐藏着危险。尤其在中国大国意志膨胀的当下，与西方争夺话语权很容易激发出国人内心潜藏的民族主义情结，陷入报效祖国、一致对外的窠臼；同时对于本土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喜爱和骄傲，也容易使得国人回到文化玩味、私密修养中去，从而弱化了当下国内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难发现，当下当代艺术的壮大主要是官方当代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以及市场当代艺术的壮大，而民间当代艺术却依然步履缓慢而艰难。因此，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保持清醒而理性的认识，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并坚定自身立场，在当下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