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赵子龙 by Zhao Zi-Long

记者：你最早从事的是偏于传统的艺术，按理来讲你的观念应该偏于传统，但你在1992年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你对“当代艺术”的定义和理解是什么？

王璜生(以下简称“王”)：我认为“民族性”是不断被模糊的，取而代之的不是大一统，而是多元化。我对当代艺术、现代艺术的自觉介入带有一种理性判断：当我面对一个更开放的当下文化情景的时候，我是站在一个带有古典情怀的角度对它进行认识、关注、介入的。我指的“当代艺术”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而是中国当代整体社会文化的概念。当代艺术也不单纯是一种呈现出来的当下的艺术活动，更多的是在当代艺术背后所隐含和提供的对当下的社会、当下的文化氛围、时代发展的氛围的介入，这种介入是对当代文化新的思考、思维方式的创新。

记者：你的身份是多元的，既有体制内的身份，又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和策展人，那么你觉得政府理解的当代艺术与你作为独立艺术家和策展人所理解的当代艺术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王：理解的不同实际上是因为立场和角度的不同。作为美术馆的馆长，我对当代艺术的认识、选择、介入，更侧重于一种“学术”范畴。首先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上下文关系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梳理。当代艺术从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换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一种文化的需求，文化的结构慢慢地发生一些转换，通过外力跳跃性地变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艺术现象。中国的古典艺术包括古典文化观念是怎样转换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结构里面，这个逻辑并没有梳理清楚。其次面对处于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结构，既然要交流，要获得话语权，就要用当下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所处的语境，它的语言的上下文关系等等，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对话。

政府对于当代艺术的立场和判断与我们显然有差异。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因此当代艺术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实际上重心并不在文化、艺术上，而是始终是“政治”。政府并不会思考具体的“当代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政府的态度，是将其纳入到宏观的、国家的文化战略中去，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态度也成为了一种信号和标杆，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艺术的生态是有好处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在战略上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在价值观层面具备合理性？是否能够真正经得起学理、学术层面的梳理？

记者：你在谈及对广东的艺术大师进行重新研究、评估、推介时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被世俗化；二是被官方化。为什么要避免“官方化”？

王：我所谓的“官方化”是指由于单方面考虑文化政绩、文化工程而忽视了其自身的学理性。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反而有可能催生一种新的文化投机，即不考虑自身学理性和价值观，制造符合当下政策的“文化产品”，从而沦为新的题材决定论，而这种问题在时下已经很多。这样的当代艺术，只不过从迎合西方变成了迎合中国，而其自身依然缺少价值内核。文化战略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出现，当代艺术要有价值内核和学理体系，才能良好、长远地传播。

避免“官方化”的方式并不是拒绝官方、坚持对立，而是建设性的干预、影响官方的决策。我们试图努力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个价值评判系统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产生影响，同时也对艺术家的选择产生影响。中国现在没有建立这种价值评判系统，导致文化战略变成了一维的符合政令的国家意志。学院美术馆的作为空间就在于通过学术建立一个介于政府和民间艺术现场之间的价值评价体系。

记者：西方当代艺术的逻辑中，当代艺术具有明显的介入社会和政治的倾向。西方美术馆对于这种介入现实、批判政治的作品是接受的，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作为美术馆如何面对这些当代艺术作品？

王：收藏实际上是培养一个美术史的观念、谱系。当下现代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现代主义收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没有办法谈到真正意义的当代艺术的收藏。“85”以来的中国现代主义在官方美术馆都是空白的，更不可能穿越这个问题直接开始收藏当下偏于民间现场的艺术，因为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上下文关系。所以不能笼统地说美术馆收不收这些当代艺术作品是一个态度问题。作为个人，我们只能按照个人选择去解决某一个问题。

记者：可能当代艺术有两个理解：一是对外，即作用于国家之间的文化话语权争夺；二是内部，即与体制之间形成张力，加速现代性的制度改革。二者之中，你认为最紧迫的是哪个？  

王：不同的立场和选择决定不同的紧迫度。我个人认为首先是内部问题，但这个内部问题不是你刚才提到的二元结构，而是一个我们自身的“当代艺术系统”的建立、健全。这个系统既包括政府扶持力量，也包括前卫与体制的紧张张力，还要涵盖前面所说的学术判断体系。首先要形成一个扶持、认知的机制，政府的扶持、政策的扶持、民间资本的认知跟扶持、公众的扶持，学术界的真正介入与扶持等等。

同时，当代艺术是一个对抗的，寻求张力的体系，保持这种张力是至关重要的。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虽然在模式上、语言上偏于西方，但是由于它和体制之间所产生的张力、由于它所触及的具有时代精神的问题，使之具备了学理性，具备了价值基石。时下当代艺术需要警惕的，仍然是官方化和世俗化，即简单地迎合国家战略、市场需求而致使自身学理性消失。

记者：你认为当代艺术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方式是什么？

王：我对当代艺术感兴趣，不是因为它关注的具体问题，而是觉得它开放了某种思维、观念，开放了一种重新认识社会和问题的方式。比如“生命政治”这场论坛，其实是从本质上去谈问题。就像《人权宣言》的起草，这本身是具有非常典型的生命政治的意义、方式。这些非常本质的东西比社会上的关注更加宏观，是对理论问题的追问，或者对政治问题的追寻，或者对文化问题的批判等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基础、更为本体地关注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