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978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变化，可以有许多描述的角度，但从根本上讲，这种变化可以归结为中国的知识形态的变化。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出现了。创新、变革，是整个80年代的主题，所以，20世纪中国雕塑在1980年代的核心问题，是新与旧的问题，即新的知识形态取代旧的知识形态的问题。
197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雕塑，始终面对着三个传统：
第一，二十世纪20、30年代江小鹣、李金发、刘开渠、滑田友……等一批雕塑家从国外引入，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雕塑传统。
1978年以前，这个传统以体现优雅、甜美，表达人之常情，传达生活情趣的作品类型得以延续；同时，部分作品还加入了某种东方情致和韵味。例如王合内的《小鹿》、张德蒂的《沉思》、陈淑光的《小胖》等等。在强调艺术的政治使命的年代，这类作品常常因为表现了“人性论”和“形式主义”而倍受压制。
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接续、光大这个富有人文气息的传统。1979年6月，中国美术馆的“小型雕塑展”就是这类作品比较集中的展示，421件展品分别出自苏晖、冯河、张德蒂、司徒兆光、周国帧、刘政德等人之手。在一段时间里，雕塑作品表现人情、人性，与当时的思想启蒙的进程是相呼应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刘焕章。1981年刘焕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共展出作品372件，如《摔跤手》、《顽童》、《新书》、《无题》、《儿时的回忆》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1949年以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雕塑传统。
这类作品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雕塑的主流，其代表有，王朝闻《刘胡兰》、潘鹤《艰苦岁月》、四川雕塑家集体创作的《收租院》等等。这类作品在造型有英雄主义、理想化、纪念碑性的特点。
1979年3月，广州雕塑家唐大禧以这种类型为基础，尝试加入了象征的方式，以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女英雄张志新为原型，塑造了一个跪骑在腾空跃起的骏马上，张弓搭箭、奋然疾射的裸体少女形象。这件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
与当时反思历史，揭露四人帮的“伤痕文学”相对应，雕塑界出现了一批集中塑造当时被媒体大量报道的，与“四人帮”做殊死斗争的张志新。例如：《强者》（王克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孙家彬）；《宁死不屈》（张秉田）；《为什么》（陈淑光）；《玉碎》（王官乙）；《真理不受辱》（吴纯斌）......
我们不妨把这种类型的作品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在新时期的延续和转化。
第三，西方现代主义的雕塑传统。这个传统在1979年以前被忽略，只是以隐形方式在中国存在，其作品形态到1979年才正式露面。
中国第一代雕塑家在二十世纪前期，并没有大张旗鼓引入当时最为时尚的西方现代主义雕塑，而是以古典雕塑为主，这当然与当时中国的特定历史状况有着密切关联的。
美术批评家栗宪庭认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可能有如下线索：
其一，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隐含着一条地下的线索，在民间有一小群人在与西方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执着地从事现代艺术。
其二，社会上有一批爱好美术的青年，拜早年从国外回来的美术教师为师，从这些教师那里间接地学习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
其三，有些图书馆一直保留有四十年代留下来的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图书。
其四，当时从事现代主义实验的艺术家通过各种关系，从国外带进来的画册和资料中，了解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资讯。（1）
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代的中国雕塑的知识转型中，存在着两个基本取向：
一是正本清源，接续西方古典雕塑的传统，具体体现为向西方古典雕塑审美传统的回归，即剔除苏式粗糙的、单一的、意识形态化的雕塑样式，回到二、三十年代第一代中国雕塑家从法国学来的雕塑美学趣味中。
二是对二、三十年代所学习的西方雕塑传统的超越，接续当时未能引进和学习的西方现代主义的雕塑传统。
1979年“星星画展”的王克平以木雕《沉默》、《呼吸》、《万万岁》等作品，成为整个展览引人注目的焦点，也是引起争论的焦点。这些富有观念性，批判性并带有荒诞主义色彩的作品，意味着一种新的雕塑类型，也就是现代主义的雕塑在中国正式出现。
1980年的第二届“星星画展”上，包炮又以抽象雕塑《夜的眼》而引人注目。
由此可见，两种知识形态中，最有张力，最有先锋性的应该是后者。向西方现代主义的雕塑学习，成为1980年代中国当代雕塑发展的重要线索。
二
1980年代，中国雕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形式革命”。
雕塑以“形式”变革作为起点，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是现实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以来，雕塑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的、政治的使命和责任。按这种艺术理论看来，“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它是对宏大的社会叙事的反动，是彰显革命内容的障碍。在那种背景中，雕塑的形式问题、材料问题、语言问题等等都被遮蔽了。
1980年代从研究雕塑“形式”的角度来进行雕塑艺术创作，既暗含有反拨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意义，也符合当时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同时，它还有很强大的艺术动员意义，符合绝大多数艺术家的心愿。因为它可以在形式探索的旗帜下，最大范围的动员雕塑家的力量，投入到对雕塑艺术的探索中，有针对性地解决雕塑界亟待解决的艺术语言粗糙、材料单一、不讲究造型规律，不研究艺术问题，作品千篇一律等诸多的问题。
形式革命的资源背景是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当时，雕塑变革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寻找支持，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开放的文化情景的。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古典艺术的突破也是从语言形式和材料问题作为切入点的。
80年代，在吴冠中先生提出“形式美”的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议；当时还从国外引入的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的等一批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雕塑家们撰写了大量关于探讨形式问题的文章。这种对理论问题的关注，到后来一直都很少见。当时给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有：《转折——形体的本质》（孙锡麟）、《论形调》（孙锡麟）、《雕塑语言的探索》（章永浩）、《现代雕塑的自律性、符号化和表现性》（陈云岗）、《雕塑的形的探讨》（胡博）、《形体·空间》（余志强）、《中国雕塑形式语言发展的艰难选择》（何力平）、《雕塑中的新叙事语言与现代灵魂》（何力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