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苏高礼从前苏联回国，开始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至今已经40多年了，40多年的教学与创作，确立了他在新中国油画史上无可置疑的地位。他确实像一位太行老农，默默地耕耘于当代画坛，他的创作和他所培养的众多学生，都如同挺立于太行山上的茂林，成为中国当代油画的独特风景。

研究苏高礼的油画艺术，不能不谈到油画的写生基础与历史传统。如果说，苏高礼一生艺术的最为着力之处，当属他的大量写生。2000年苏高礼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的油画写生作品，仅1962年至1986年的作品就选出了125幅，而这只是他的写生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反映出那个时期美术学院的教授，有较多的时间外出写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高礼的艺术创作，有着雄厚的写生基础，他的美学观来自于对西方油画历史中直面自然的优秀传统的深刻理解。

从苏高礼1961年画于留苏期间的《阳光下》一画来看，他的写生传统来自俄罗斯的艺术传统，主要是外光写生的传统。他在室外描绘阳光下的农村景色，是一种精神上的吸氧活动，保持了对自然的敏感。这种扎实的对形体和色彩的训练，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精神健身活动。从《山路》（1962年）可以看出，这种外光色彩与写生传统来自于印象派，但带有更多的速写感。以1963年画于家乡平定的《玉米地》、《夏庄村》为例，明显具有塞尚的笔法，通过强调明暗交界线，突出体面的转折对比，只是苏高礼采用的色相更丰富一些，没有塞尚的色彩鲜明。

苏高礼的油画写生创作，体现了他对于自然与人居环境的理想。他往往在不同的时间里对同一个地点进行描绘，以获得不同的色彩与感受的表达。苏高礼的写生创作，都有具体的地名、具体的时间，在以后的年代里，很少会有画家再去深入这么偏远的山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我的太行》组画中，苏高礼描绘了不同光线下的太行山风貌，将他对于太行山的热爱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仔细研究他的写生与创作，可以看出，他在许多方面，都展开了对油画的语言研究，这使他的作品与古典油画不同，具有现代的形式感。《铁锤钢钎穿太行》（1975年）是典型的多点透视，不同的视点都很清晰。《深谷羊肠道》（1976年）画山西壶关，画面有水墨山水画一样的整体感觉。1986年画新疆的《丛树》也有形式美的感动，春天里柳树的枝梢在风中飞舞，突出了线的结构因素。《哈萨克人家》（1986年）生活在装饰中，平面的装饰感不仅来自于写生对象，也来自于画家的精心组织。《凤凰城》（1981年）画湖南湘西，全部用土色调画，很明亮，像吕斯百画西北，这样细腻的多层次的色彩关系，使我想到，这一代人如此丰富层次的绘画，以后谁来接续？

苏高礼的艺术既具有现实主义的严谨与质朴，也具有意气风发的革命浪漫主义。1976年苏高礼与林岗、庞涛合作创作《周总理是我们的贴心人》，参加1977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35周年美术展览”，是那一时期中国油画的代表作之一。1977年以后，苏高礼与杜键、高亚光合作，先后创作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不可磨灭的记忆》、《太行山上》这3幅大型油画。它们都超越了传统写实绘画的单一视点和构图，根据艺术家主观感受，将不同时空的人物与风景组织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场景，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创立了一种大气磅礴的史诗性油画风格。

从《开国大典》到《狼牙山五壮士》、《毛主席去安源》、《攻占总统府》，中国的写实绘画始终充满了革命的、理想的浪漫主义情绪。苏高礼的油画艺术是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写实主义，在更高的层面上表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这种“真实”，正如库尔贝所说，是对生活的忠实，而不仅仅是摄影般的真实。

苏高礼长期以太行农村为生活基地，以描绘太行的历史与风情见长，正是在他走遍祖国大地的艺术行旅中，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质胜于文、朴素坚实，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达到了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独特结合。

苏高礼不仅作为一个画家，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宽阔人文胸怀的太行之子，以他的画笔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时代画卷，他的艺术是充满活力的艺术，是真正生长于中国大地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