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8年我6岁时，父亲说带我去见一位著名的老画家，叫陈半丁爷爷。我高兴地跟着他去了。半丁先生离我家不远，在帘子胡同。半丁老人个子不高，两眼有神，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父亲同他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我只是东张西望地看着墙上挂着的画。不久我收到了半丁先生寄来一尺见方的《红梅》，父亲十分高兴地把此画挂到墙上，让我临摹。从这时开始，我对半丁先生有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无论在报刊杂志上，还是在荣宝斋看画时，我都会留意半丁先生的画作。

“文革”中看到小报上说半丁先生是反革命、反动权威……那时我在想，如此慈善的老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1978年我调入北京画院，这是我艺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我钻到画院资料室的库房中如饥似渴地翻阅画册资料。那时我才知道，半丁先生已经在几年前含恨去世了。

1980年，我参加了半丁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了解了他不平凡的艺术人生，尤其对于北京画院的创立，他是功不可没的。在遗憾中，我渐渐地对他的人生与艺术产生了兴趣。然而在那个时期，批判传统、力求创新是时代的主潮，这种氛围使我无法安下心去研究陈半丁的艺术。

20世纪90年代，我到武汉出差，住在武汉东湖别墅。在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无意间发现了半丁先生的一幅大画，虽然离得较远，但仍吸引我看了很久。

2004年，我代表北京画院参加在浙江绍兴修建的半丁先生纪念馆落成典礼，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了解先生的山水、花鸟、人物，以及书法、篆刻、诗文。我被先生丰富的艺术创造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所打动，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在中国画的学习中缺失的东西太多了。

多少年来，我们在“无知无畏”中发展中国画，在批判传统的口号声中张扬着自己的个性。然而，这样的个性，又有多少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并积淀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石？批判传统，否定传统容易，但是，之后我们将如何呢？我们能从哪里开始新的文化建设？事实上，在近代以来追求艺术创新的潮流中，在与世界各民族艺术的比较中，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首传统，在传统中寻找着民族艺术发展的根基，致使传统与现代始终成为我们割舍不清的时代课题。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徘徊纠葛中，我们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文化的浸润，对传统艺术的认识也已经越来越含糊。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像半丁先生这样自信的艺术创造时，映衬出我们对继承民族文化艺术的不自信。然而，正如半丁先生所说，如果对陈一无所知，甚至还胜不过陈，就无法推陈出新。在半丁先生看似没有创新的作品中，我看到他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在半丁先生的内敛和溢满书卷气的作品中反衬出我们作品中诉求张力的浅薄；在半丁老人全面的传统文化修养面前，我们应该反思现在的艺术教育还能培养出多少这样的民族艺术大师？

我时时在想，大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产生呢？外因是什么？内因是什么？前辈艺术大师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任其批判与打击，仍能泰然处之，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是何等的可贵！而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否产生出具有如此民族文化自信的大师吗？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在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绘画依然面临发展的时代课题，如何处理继承传统与大胆创新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画家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半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艺术遗产，一定会使我们越来越感到珍贵，并认真地去加以研究。

欣闻半丁先生的子女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征集、整理了先生的作品，与北京画院共同编辑半丁先生的画集，我感到欣慰。整理、出版、研究老一代艺术家的艺术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还历史遗留的欠账。尽管目前搜集到这些作品，对于陈半丁的全部艺术创作来说，只能是窥豹一斑。然而，这些难以见到的作品的结集出版，毕竟可以部分地展现先生卓越的艺术成就， 这将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也是对半丁先生最好的纪念。我想他的艺术成就与民族自信心，会千古流传下去。先生所播撒的民族艺术的种子，等待我们去培育，他一定希望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