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人的所有高贵品质，也几乎集中了中国文化的所有成果。诚如蔡尚思先生所言：“他是一个多面手，对经学、史学、诸子学、道教、佛教、诗、文、杂剧、字、画、金石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医学等无所不长。不仅为明清间各大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所不及，也为古来学者如苏东坡等难比。”（《傅山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许多古代书家不同，傅山的生平无官职可供罗列，由明代的书生到清朝的道士，傅山可谓布衣终生。但他的影响却远非达官显贵可比。傅山卒年79岁，是又一位长寿书家，但一生经历却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时期：明朝时期与清朝时期。崇祯甲申年明亡时傅山39岁；在清朝，傅山又度过了40年时间，所以，傅山基本上在两个王朝各自度过了半生。在明朝阶段，傅山并没有像许多士子一样热衷于功名，而是广泛研习四书五经以外的诸子佛经等著述。在20岁时，傅山以第一名成绩考上高等食廪饩，在太原三立书院师从袁继咸读书。崇祯九年（1636年），袁继咸遭诬陷入狱，31岁的傅山领头与三晋诸生赴京请愿，为其师袁继咸鸣冤并最后取得胜利。以此，傅山以义士之名声震全国。明亡以后，傅山着朱衣作了道士，以行医为生，过着长期流亡的生活。这个阶段的前期，傅山四处奔走，作了许多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晚年则以行医与学术研究为主，过着清贫但却充实的生活，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79岁亡故。清朝阶段，傅山身上所发生的几件事使其人格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声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一是顺治三年（1646）秘密赴京探视被清政府关押的袁继咸（袁继咸于次年被杀）；二是顺治十年（1653），受宋谦谋反案牵连被捕入狱；三是康熙十七年（1678）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傅山以病力辞，拒不接受康熙所授官职。傅山的人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平凡的一生。说他平凡，因为他在政治上没能有所作为；说他传奇，因为他创造了一段人格与文化传奇。　　

傅山首先是一位大学者，学问涉及之广泛如前所述，人称学海。其次是一位人品高尚的志士仁人，人称傅山先生。同时，傅山又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大思想家。有了这三者，才有了作为书法家的傅山。　　

傅山对书法的认识是无比深刻的，正如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一样。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明清替亡的历史时期，傅山的思想光彩夺目，照射出宋明理学诸儒的平庸与伪善。他站在民族兴亡的高度，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无情的批判，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彻底而深刻的反思，而对长期受到冷遇的诸子之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终于从诸子当中找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也由此反证了宋明理学的伪学术面目。因此，傅山被称为近代诸子之学的先驱，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他的思想，充满了对摧残人性的专制制度的批判，也表现出他对人性的热情讴歌。在此基础上，傅山提出了“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的书学思想。一般人认为的傅山最重要的“四宁四毋”的书学思想其实正是对“作字先作人”观念的注解。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是“奇”与“古”，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其前提便是作人，作正人君子、志士仁人。　　

傅山的书法的确达到了奇古的境界。他的书法，篆隶楷行草皆能，尤以楷书与草书为人称道。其实对他来说称道与否是无所谓的，他对书法的态度是我行我素，因为他是一位特立独行、旁若无人的侠士。当所有的文人都在追求柔媚书风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秦汉篆隶，选择了魏晋古法，选择了颜真卿。傅山的篆书虽然还不能和清中期以后的书家相比，但明人以楷书笔法写篆书的习气已经在他的笔下改变了许多。傅山篆书，以大篆为主，多辗转学于前辈的文字著作。傅山的隶书则直追汉隶，一扫明人陋习。在《傅山全书》卷一《吾家三世习书》一文中有“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迥视昔书，真足唾弃”一语足证。傅山的楷书最早学赵松雪、董其昌，后来改学颜真卿，也学过晋人小楷。大字多为地道的颜体，笔墨浑厚，气势磅礴。小楷则亦有大字气象，是晋人与颜真卿的综合。傅山的代表书体是他的行草书，其章草奇古，今草笔势连绵，气力充沛，是典型的傅山风格。这种多牵连引带的连绵草书源于二王，在二王基础上再加以篆籀笔法，又旁参王铎，形成他的个人风貌。傅山受王铎的影响非常明显，两人的草书风格也非常接近，笔者有《王铎与傅山书法风格辨异》一文专门讨论。他们的草书艺术只是形式上的相似，而本质上则相去甚远——傅山高尚的人格使他的草书格调奇崛高古、痛快淋漓。以技法论，傅山用笔宽松豁如，线条轻松自然，给人以从容不迫的感受，许多时候有溢出法度的情况；而王铎则用笔拘谨，线条绷得也很紧，平生一无败笔，却殊乏洒脱之气。傅山以高旷的情怀，豁达的笔墨，创作出中国古典草书的谢幕之作。世人学王铎者多，习傅山者少，以其不可学处多，可学处少耳。如何讲？人奇字古，非奇人，安可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