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如其人，郭葵的画有那么一股子执着劲儿，心气儿高，钻得深，画得尽力。她主攻的是工笔花鸟，画面变化微妙深入且丰富。常常让人纳闷，一个清纯秀美的女画家怎么喜欢深入藤缠树荫充满着未知神秘的热带丛林，在绿野环抱中寻觅一片片单调的叶片生命纹路，在繁复密实的丛林中，抓取单纯对象做“极致”开发。这种隐显繁简的强烈映衬正是郭葵式的个性所在，追求于无声处发浩歌。<BR>

　　人们在看到徐志摩的诗时，曾用“浓得化不开”来形容，既说他诗意的纯真，感情的热烈，也说他诗句的唯美，格调优雅。郭葵的画正给人这样的感觉，纯真是她的本性。她的父母记得：在1971年“五一”节，各单位的文工团在街头广场上演节目庆祝，在民族宫广场上演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当表演到玉荣为救集体的小羊羔，在暴风雪中把靴子跑丢了，冻得走不了路时。时年不到三岁的小郭葵竟然立刻脱下自己的凉鞋，拎着跑进场内给玉荣穿。全场为她热烈鼓掌。也就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品行，使她的画有了一种最为朴实的真善之美。

　　她的“唯美和格调”，既有自身的追求，也有书画传家高门槛的“定格”，这种“定格”使她审美、作画的起点不俗，却也对她个性的自由发挥造成了“承重”的压力，以至于在创作过程中对形、对图式的把握几乎成为理性的设计，感性的空间、率意的创作自由受到了挤压。郭葵的画后面有两位名家父母四只“很严厉”的眼睛，她是在敏锐地感受和领悟、叛逆和回归这眼神中创作、成长的。把传统程式和笔墨的高度与创作者心灵的感受和激情相统一，这是中国画艺术的基本命题，年轻的郭葵早早地面对这样的命题，孰喜?孰悲?因为绑到笔墨的高度，性灵的纯真只能仰视，久而久之使本体回归陷入困顿，似有远忧;而随性情的发挥，致使功力不足以支撑起审美理想的表达确实眼前就难以过关。在性情与功力之间，郭葵说，“在画画时经常在不断地试验、比较一个个不同的造型，一种种不同的色彩，在一张张画上，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太多的想法和要求。这过程有时挺挣扎挺难受的，不断地摸索寻找适合自己创作的途径，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的学习和体悟，去体会化掉一些东西。”这无疑是郭葵唯美的自白，成长的烦恼。

　　在这些“浓得化不开”的画面中，郭葵在有限的空间中努力做大、做深。在她的绘画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被有意整体组织过的野花小草和叶子，她喜欢俯身去发现那些易被忽略的小生命，有意把这些可爱的小生灵做整体化处理，呈现出平淡生命中蕴含的力量和气势。在郭葵的水仙系列中，她选取水仙不同的生长阶段，细腻地观察和体悟，不仅是形态和色彩的变化，更加表达了对内在生命变化的感受。从生活中来，在传统的基础上找寻自己的审美角度，转化为能禁得起推敲的有现代形式美感的画面，这是她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也是成长环境的使然，郭葵画画是不逐利的，因为没有生存压力，可以慢慢磨。在父母的关爱下她无疑是有了不逐利画画的条件，这也使得绘画对她来讲是件既轻松又艰难的事。

　　她的创作、写生很大部分是版纳风光和雨林即景。各式各样的小草野花，在她的笔下扎实生动而秩序井然，她的白描写生稿显得得心应手，写生是她在绘画中最享受的时刻，舒展跳达，双勾线条流畅、生动，结构准确，穿插自如，似少女欢快地嬉戏。深得母亲邵昌弟先生真传。她的创作则能在工笔的严谨中追求朦胧的诗意，注重在丰富、沉着的色彩中表现层次的微妙变化，跳出了一般工笔画的简单套路。她在色彩上的偏好和深研，显然是受到父亲郭怡孮先生的影响。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在这个漫长丰富的文明中，中国的家族文化是与整体文化同构的。家族文化既有具体的礼仪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家族精神素质和审美倾向。山东潍坊郭家正是这样典型的文化家族，其温柔敦厚的文化精神和诗书传家的风尚，源远流长。研究郭葵的画也为我们提出：家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现代影响?以及家族文化在时代背景下继承发展的问题?

　　当年祖父郭味蕖先生是从牛棚回来正巧迎接小孙女郭葵的降生的，郭葵的出生给了老人新生命的希望，这希望已深深记入历史的年轮。被希望着的郭葵一直都在努力画画，我们期待着已为人母的郭葵把郭家的希望传承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