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社会契约论》
赤字伪造者的“红色幽默”</STRONG>
1980年代吴山专所参与其中的中国“新潮美术”与其说是实验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它不仅以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文革的结束)为起点，而且以另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天安门事件)为终点。更加重要的是，“新潮美术”一直是以革命性的前卫话语为旨皈，以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为背景的。然而，在大词盛行、充斥着革命-反叛意识和浪漫主义激情的新潮话语之中，吴山专却无疑是个异数。
在一系列早期作品中，吴山专借用了文革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形态(visuality)——铺天盖地的文字和铺天盖地的红色。当然，这只是文革大字报的一种视觉相似物，在此，文革记忆中那些最具真理性的内容已经被无数琐屑的日常事物取代了，这正是 “今天下午停水” 作为吴山专话语的首要意义：
“今天下午停水”作为日常通知紧挨着：不准堆放垃圾第三(季)度粮票可领土完整(以下残缺)16号楼倒混信箱买便宜石灰在观音桥对面根治痛苦病电话22104(位数正在上升)胎价修补娃(袜)底僧鞋万岁公告院长小便者打气2分绿化环境人人有责自白线内禁设摊位保护妇女儿童河底下有沟泥堵塞油漆招工精修国(产)手表垃圾箱刻字刻章立等可取弹花加工骆驼毛皮16号楼公共财产自觉地大坏蛋王小芳罚欠人民币5元转弯处危险……[1]?
1985年的吴山专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赤字伪造者”，他是最早生产伪字的中国艺术家。他的伪字不但是意义的冒名顶替者，而且刻意地冒充那些“大是大非的字”——墙上的红字。在吴山专的世界里，红绝非简单的色彩，红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的装备。红是正确、革命、正面、积极进步……总之，所有红字都是些大是大非的字。而吴山专所经营的，无非是这些大是大非的文字中的一个个错字、伪字，如同在完美的米饭中掺入一颗完美的沙子。然而，这颗沙子所引起的后果却令人惊愕：当文字具有大是大非时，伪字意味着什么?一张写着“今天下午停水”的别字奖状、私自镌刻伪字的“公章”、在写着伪字和错别字的旗帜(一个无可置疑的正确的事物)前宣誓……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
在1980年代那场充斥着整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艺术革命中，吴山专毫不掩饰他对琐碎、庸常事物的津津乐道(正如他崇拜街头的真理与智慧);在文化革命或艺术革命的真理与口号中，吴山专充满迷恋地制造着他那些小小的完美的错误、一目了然的假相……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吴山专与那“崇高的意识形态客体”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一种红色的幽默。那是个体的卑微的快乐，却比无数伟大的幸福、大写的幸福更加值得珍重。而这快乐的名称，“国际红色幽默”，同样是吴山专跟“国际共产主义”开的一个小小玩笑。
“吴的政治”与“吴的物”</STRONG>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吴山专的政治已初露端倪。在他一系列散漫的工作中，潜伏着一种鲜明而独特的政治概念，超出了60年代以来国际当代艺术的政治想象。[2]
在吴山专自己看来，他所从事的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吴山专的政治与一切现行的政党政治、国际政治以及文化政治无关，他的资源是“墙上的政治”和“街头的政治”，其中包含着日常的荒诞与幽默。通过一系列个体化的意识形态实践，他创造出一条“积极的个人化”的道路，一种“私人的政治”。与他的所有同代人相比，吴山专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艺术19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的成功首先是政治的成功。从王广义对文革政治形象的符号化挪用，到黄永砯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意象化发掘，再到蔡国强关于国际政治争端的隐喻性、节日化转义，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政治的运用可谓丰富而精彩。然而，与西方艺术的政治对象一样，这一切针对和利用的都是既成事实的政治，被给予的(the given)政治，其基本表现是不同文化族群间的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正是现代代议制政治的一种不可救药的简单化形式。
吴山专的政治不是被认可的政治，不是自然化的政治，不是既成事实的和对象化的政治。从形式上讲，吴山专的政治是文革政治与西方日常话语政治的双重对应物。然而，“吴的政治”的深刻与魅力却在于它是“吴的东西”——作为“例如物”的“吴的物”。如果说黄永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图像形态(iconology)，蔡国强创造出一系列个人化的奇观式的节日，吴山专却致力于编织起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一个私人性的、假的(因而无法判断对错的)、意识形态的相似物[3]。
吴山专的意识形态国度是由一系列“吴的物”支撑起来的。“吴的物”是一系列无用的、无意义的物，是一系列不明物体。其实艺术品本来就是一些不明物体，它们超出了我们所习见的意义，只是因为我们无法承受无意义的真实，所以它们的意义才必须由艺术史话语和博物馆机制加以追认。然而，意义一旦被认定，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日常话语-意识形态之内。吴山专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将被追加了意义的“艺术物”还原为无意义的物。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工作是艺术史中所讲述的杜桑的反题。吴山专坚持认为艺术品只是一些“例如物”，一些凑巧进入这一CASE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它只是偶然出场的证据，一些容器，“没有权力拒绝接收和存放”。由此，吴山专大胆地在博物馆和超市之间建立起一个物流的循环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吴山专本身(每个人都有权不是吴山专)也就由艺术家转而成为劳动力、中间人、观光者，成为买-卖者和被买-卖者。相对于超市化的“吴的物”来说，他自身又可以被视为那个在博物馆和超市之间被不断误用的条形码。
在欧洲的十余年间，吴山专一直煞费苦心地研究和模仿着超市逻辑——他认为的资本主义的真理——购买即创造，从而将艺术关怀从(终极的)价值转换为(交换的)价格。价格依据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的有用性，“吴的物”却都是无用之物，无用主义正是针对资本主义逻辑的一种策略。无用之物不只是陌生物，也不只是被遗弃之物，无用之物还包括作为商品的“超市中的钱”——一个市场经济的价值论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