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侠”，在台湾时政文化界是李熬，在大陆美术学术界则是陈履生。因文章而成为美术批评家，但就其本色行当却是画家。在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务本·陈履生笔墨特展》，正是名副其实的以其本色示人。

履生的艺术实践比他的艺术批评历史要久得多。而艺术家童年与家庭希望俱来的对艺术的向往常常是其一生爱好和梦想的起点，无论这是穷人家庭因为生存的实用希冀，还是书香门第因为耳濡目染的家族传承。履生的父亲希望他写一手好字，以免求人，因为陈家是开照相馆的，每有纪念照上写字不免要求人。这使得履生自幼便有了学习写字这门“手艺”的动力。这种书法的基础，使得他在上大学学习中国画有了意外的学术支撑。履生的书法集魏碑的硬朗、山谷的张力和欧体的俊秀于一体，书法功底和古典文学的修养，使他走的简笔画路子画作上，往往是长款淋漓，先贤旧闻、历代诗赋奔来笔底，他的画作儒雅静远、深得清气。

在履生的创作中，他的梅花是别具一格的。其势，如长天列战云;其气，则秋高传清冽。陈履生的梅花造型在传统的中国梅花中独树一帜。乍见，不禁使人联想起晚清大儒龚定盦先生的《病梅馆记》，在国势衰微之日龚自珍愤怒揭露时风“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的病态，立志“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文如其人，画如其人。然履生“文起八代之衰”的创作灵感，竟然也真是与龚定盦匡扶病梅的举措相合。童年的履生看着父亲每年都要剪插不少梅花枝条到地里，他也跟着做，因此在他先天的头脑里，就没有病梅的形象，这是不是同乡先贤的泽惠不说，梅花健康的标准却是履生与生俱来的了。

双钩墨竹是履生擅长的一种范式。竹与梅花同为传统中国画“四君子”之一，名列其三的竹在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中，却是与人们生活和文化最为密切的，特别是竹对塑造和表现传统精神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历代画家、文人画竹的历史也几乎就是中国文人画技法的完成史。据考证五代、唐以前多是双钩法画竹，到了北宋文与可、苏东坡开创了水墨直写的写意墨竹。宋以降，以双钩写意画竹的大家仅寥寥数位，传世的名作有明代的金湜《双钩竹石图》，清代的金农《墨竹》、罗聘《双钩竹石》，民国的张大千《双清》等，其中罗聘的题画诗：“画竹有声风满堂，法从勾勒异寻常”更是对此种画竹法的深刻体悟。履生的双钩墨竹在当代也成了一种新风景，不仅有着历史的传承，而且有着现代生活的生意，观察和写生仍然是他画竹的感悟之道。

履生惯用“锥划沙”的细墨线，似金刚杵刻画，劲挺有力，这种线条不仅在梅花如戟、竹叶翻飞的花鸟画中，运用自如，而且在山水画中与皴擦等技法也融为一炉。陈履生的山水画，在闪动、耸立中，墨线切割的块面交相辉映，从而构成整体坚实的体量，追求苍劲、沉郁之感，这与他花鸟画的清新、儒雅的风格相映成趣。

履生的从艺道路，正是契合了中国绘画艺术传统要求，他首先是个心系民生和传统文化的文化人，他早年的书法基础使他有了中国画人的笔墨底子。履生是个有锋芒又有关怀的人，他的批评锋芒所及总会涉及到一些人事，其中不少人都已成为了他的好友，因为他的文和画都有着催人的善意。履生的朋友遍及海内外，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有一批老先生的忘年交，他与84岁的黄永玉先生的友谊更是为人称道，尊老的醇情令人感慨。永玉先生在为他画集写的序文中盛赞履生为画有一颗善心，有一种精神境界，是“蹑着脚步以免搅醒你”，并叹道“这需要多么精到的控制的功力!”继而引大德高僧语：放光动地，触处露现，实无丝头许法可作隔碍。。。

生命和艺术的创造自古就有各种各样的“余论”，鲁迅先生为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挤出来的娱乐之“余”，齐白石先生的绘画成就强调了“寿者劫之‘余’”。履生的创作也颇得“三余”互显的真味：画之余，史论批评;文之余，画艺不缀;史论之余，当代批评日兴。

履生的笔是有底气的!这就是我们对履生观画读文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