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已经达到成熟？艺术的成熟意味着什么？是强有力的笔触？还是完美的表现方式？是艺术家对主题能展开深入的探讨？还是形成了一种标志性的风格？是观念上的连贯？还是美学的特质？是物理性的重复？还是工作手法的一致？是得到一篇积极的评论？还是在美术馆展出并得到市场的认可？或者被载入艺术史？这些对于艺术评论家来说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艺术的本质总是被介定、却又遭到质疑、而后又被重新讨论，周而复始。但一旦我们发现它（艺术创作的成熟）的时候，我们总是能体会到，不一定要经过理论的论证。能够见证和发现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达到成熟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可靠的赌注，而是一个冒险的专业判断。有太多的东西能够左右我们的判断和决定，这包括了历史观、我们的专业水平、我们的情绪等等。这样讲并不是要赋予评论家过多的重要性，只是提醒我们这个工作承担着不可轻视的责任。在这项工作当中，我们不是去证实一件作品的价值，而是将我们自身的学识和实践投入于具体的语境当中，更重要的是，把作品放置在语境之中来讨论，这个语境要比艺术家的工作室或展览空间的物理界限更宽广、复杂。和批评家一样，艺术家的工作是在与各种各样的事物发生活跃的互动和关联之中展开的，这些因素包括了他的成长经历、所受的教育、专业训练、兴趣、性情、工作方法、和世界观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哲学家汉斯•贝尔廷和美国艺术批评家亚瑟•丹托围绕艺术的终结或艺术史的终结提出讨论，这种令人震撼的哲学思考使艺术家无法再仅仅依赖已有的艺术史的固有价值体系来确立成就。这种观点把艺术放置于一种处在一直不停变化发展和开放的状态之中来检验而不是局限在现代主义思潮中单一艺术史的线性逻辑之中。艺术在美学、风格、内容和观念上的特点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而不是本质的，或永恒的。

李大方是一位属于工作室的艺术家，在那里他日复一日，每时每刻地画；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自律和坚定的人。他养成了每日作画的习惯，并且总是饶有兴致地坚持着。这种在工作室中长时间的工作和高度的专注是卓有成效的，这和近期的一些艺术创作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当代艺术拥有一个火热的市场，这种状态影响了一种创作的趋势，那就是艺术家展开构思，但作品的实施实际上是通过雇佣助手来帮助完成的。

李大方的绘画是完全手工的、需要持续地工作的、耗费大量时间的并且与创作的过程密切相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沉着冷静的工作姿态形成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视觉语言，根本无法被复制。他在画布上仔细地刻画着每一笔、每一条线和每一个点，它们的集合产生准确细致的图案，譬如一棵树、树林、灌木丛和它们周围的环境。有时候，他的笔触如此密集，形成一种模糊的感觉。他的画笔恣意地变化，布满了画布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留下空白之处，这使他的画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我们几乎可以说，李大方的画面布满了绘画的痕迹。

李大方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他家乡的地理面貌紧密相联。他出生成长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那里纬度高，冬季漫长寒冷，造就了那一地区粗犷灰白的地貌风景。他第一次在北京生活是从1993年到1997年，第二次是2003年。从那以后，北京就成了他的家。李大方的作品呼吸着北方干燥的沙土和寒冷的气候，吸收着这个地区特有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气息。他的写实风景和景象充满了北方的气息：凌乱的灌木丛和树林、城市的景观、道路、田野和开阔的土地、泥土深厚的颜色、方正坚实的楼房和工厂的废弃物。在作品《小尖顶》（2009）中，一幅油画被放在一个有三层台阶的绿色楼梯上，画面中两棵高大茂盛的松柏紧紧地矗立在一起，几乎融合成一体，形成对称的形状。在它们后面，一片长满茂盛野草的土地向远方蔓延，在远方隐约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树形。在画面前方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个身着蓝色衣服的人背上背着一只小船，站在一堆蓝水桶之中。这是一个模糊离奇的景象，但这一切看起来却也熟悉。李大方作品里的这些地点和景象，有一种远离现代化都市的感觉，但是对于经常光顾那些在城乡接壤处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的人来说，或是对那些见证了城市化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短暂时刻的人来说又是那么的熟悉。这些不被重视的角落在李大方作品中所建立起来的介于现实和虚幻之间的空间找到一处安全的居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50年代起，中央政府把李大方的家乡辽宁省设定为一个主要的重工业基地，生产钢铁、机械设备、火车机车和飞机。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这里也开始面临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格局，结局是该地区的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走向破产。最后，很多工厂和车间被废弃，里面堆砌着饱含悲哀和沉默气氛、破旧荒废的机器设备──这个场景对于一个出生在1971年的画家并不陌生，也是在其后来的作品中持续出现的创作主题。事实上，他的一些作品中带有一种明显的工业化意味。作品《卡子》（2009）被框在一个三层的绿色木框中，这延伸了画布的景深，画面中废弃空墟的苏式厂房的场景也被赋予了一种纪念碑式的严肃性。干燥枯黄的野草布满了工厂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人，个子不高，弯着腰，背对着画面以外的观众。除此之外，整个场景非常的平静和沉寂。在三联画《白小光》（2009）中，一个办公楼院落门外的两根水泥柱和上面部分字体已经脱落的公司招牌明确地宣告公司的倒闭。一个巨大的水泥建筑似乎从天而降，突兀地着陆在院子内门口的路上，而门外的几个人围绕着一根管道的口站立着，似乎全然不知周围发生的这一切。

李大方对于他所选择的绘画内容和风格从没动摇过。他并不会因为在创作中总是回到同一类型的视觉和物理环境而产生歉意，这些视觉元素实际上构成了他喜欢反复描绘的主题和主体。比如，森林已经变成了艺术家标志性的视觉语言之一，这些树林为画面上其他内容的展开提供了一个舞台和框架。艺术家也会漫无目的地开车到北京的周边去，主要是去郊区的荒地、废弃的工厂区、房屋拆除的建筑工地和路边的施工现场等等，这些地方在经历了戏剧性的事件或巨大的动荡之后又回复到平静真实的存在状态。房屋被拆除，工厂被关闭，道路被废弃。我们无法想象曾经发生在这些地方的事情有多么严重。然而，有的工厂里杂乱地堆放着一些丢弃的机器，居然离奇地让人感受到形式上的戏剧性和吸引力。他对这些地方进行拍照并试图收集起儿时的回忆，这些印象都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他的创作内容之中，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李大方为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艺术无极限2009创作的项目《张洪波》的题目就来自于他儿时一位老师的名字。李大方先用浅亮绿色将该项目的空间的墙面涂上墙围，还创作了一幅巨大的油画作品，这幅作品描述了一片刚刚耕耘过，还留有拖拉机轮子痕迹的、开阔的田园景象。作品被放置在空间中央靠墙的一个由数千张有墨水和铅笔图画的素描纸搭起的长方形底座上。如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一样，一个无名的人物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只是这一次是一个真人尺寸的人物雕塑，出现在这个老式教室的空间中。除了题目，作品当中没有任何与这个真实人物“张洪波”相关的其他内容。这个现场装置中一切事物的模糊性延续了他绘画中所展现的荒诞性。

李大方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也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他的作品来自于并依赖于现实，以及他对现实的体验和准确的感知。尽管他的很多作品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手法，并且所表现的东西很令人信服，艺术家始终如一地调动一些视觉的元素，来展现他对真实性和故事情节的连贯和逻辑性的有意漠视：离奇的道具、画面中突兀的明亮颜色、不存在的生物、不准确的比例，这些给他作品的表面带来一种模糊的忧郁感和在时间和空间上夸大的分离感。它们展现出荒诞的现实，画家在画布上重新编撰故事的情节以及现实的不断再现直至它们的意义和感情的具体指向得到锐减。

从一开始起，李大方就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设想，他希望用他的画笔来开辟一个戏剧和讲述故事的空间，让平坦的画布等同于一个舞台。他向我讲述过他儿时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得到的熏陶和热爱。他描绘人物、场景、设计紧张的关系、为人物编撰对话和语言、给出线索、设计悬念、模仿电影拍摄中长镜头的效果。他是作品里的所有荒诞剧的编剧，并且能牢牢控制住剧情的叙述，不让它们放任自由。但是，艺术家更急于说明他作品里的叙述是不值得信任的。它们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不要试图将艺术家在作品中小心翼翼描绘的细节拼凑成一个故事。除了作者，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些迷团，或者解释这些情节的逻辑性。

尽管我们无法比较二者之间的荒诞程度，但李大方作品里所展现的画面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很难被我们觉察，却适时地存在于画布的空间中。李大方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狂热崇拜者，我们对这点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希区柯克的力量体现在他可以在故事情节中利用延长时间和缩短空间来制造悬念。希区柯克还善于将日常生活的情境和潜在危险的端倪进行平行地叙述──他甚至在他的电影海报上写道：“当心背后有人”，以及电影中的主角对于即将临近的危险的无知，都有力地刺激着在我们潜意识里深藏着的恐惧。

但是李大方的作品不仅仅在于调动观众的本能。画家自信地把营造戏剧性的各种可能的因素集中到一起，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可能互不相融。他最近为他的画加上了木制阶梯和梯状物的台子，或者放大和夸张的木框，来支撑绘画，这些附加物很难将其归类或对其进行解释。这是一种希区柯克式的策略。楼梯的形象经常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被突出地进行描绘，这种在风格上对楼梯的兴趣要归结于德国表现主义对他的影响，德国表现主义总是突出地表现范式化和危险的楼梯。李大方的绘画装置作品里的梯子是一种风格上的取向，而不是为了某种象征意义的。它们是巨大的、人造的、显眼的，使李大方的画产生出一种严肃庄严的气息。但它们没有任何责任去表现某种意义。正像艺术家所指出的，这是他希望理解和认识什么是绘画、什么是艺术而展开的尝试的途径之一而已。

2007年以后有些带梯子的作品出现，我想解释一下，最开始的时候是想表现架上作品有把玩儿性，作品里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周围的环境变了，那个世界也变了，和梯子之类的器物结合后有被欣赏的意味，但这也符合我对艺术的态度。尤其是这两年，我在找对艺术的一个假设，就是具体，合理或不合理的东西勉强组合符合某种特殊的目的，可触摸（这里的触摸还是指思想里的触摸感）。再有我对绘画的认识，绘画于我来说是一个词，一个记忆，由它生发的以后的想和做，或某种目的性，某种理由，我都把它们理解成绘画，这种综合有时展示出来是比较荒唐的。1

这些论述打消了任何对李大方的作品过多地进行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意义阐释的企图。李大方是继20世纪90年代中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的以刘小东为代表的写实画家和贾樟柯为代表的电影导演之后出现的一代艺术家。那个时候，艺术界开始集体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那时的现实生活本身充满极端的戏剧性和活力。艺术家需要做的仅仅是从这种现实生活中截取片断，在我看来，不加以任何的批评或分析就原本地呈现。而那种通过真实客观地记录和展现一个迅速前进的强大现实的诱惑和需求在今天已变得没有那么迫切，这在李大方等艺术家的作品里可以看出来。对李大方来说，把他的艺术和他个人联系起来的不仅是他画里描述的主题，或者作品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是通过绘画来在体验和思考绘画在个人层面上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假设艺术是被形容成具有某种意义的，小的，具体的，对个人而言有实际用处，对他人而言无用，或用处不大，或无法理解的存在形态。我认为这是艺术应有的位置，它存在着，又不能被期望太高，期望高它就模糊，应该象“白菜”“骗子”等有具体的价值。2

李大方强烈地提倡要放弃对艺术应该有某种功能或者作用的期望，这个观念完全体现在他2009年在麦勒画廊的个展“拐了！拐了！”的副标题：“绘画是为了恨某种发光的东西”这句话之中。

李大方在展览中展出了他于2009年完成的七件系列作品，这次创作是表达一种态度，而非一个主题。和前几年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在风格和观念上没有激进的转变，而更是一种延续。那细致的作画风格还是李大方所特有的，画面的朦胧性还保留着，树也还是那些树，那些无意识的情节仍使人无比困惑。可能有人会认为李大方近期的一系列作品同前期的作品相比，在绘画技巧上和审美上并没有一个大的飞跃。但李大方恰恰认为，在艺术上，事物发展或进步的普遍逻辑并不适用。

要谈论李大方的绘画，只需要忠实地描述它们，并不需要加以分析和解释，这也与艺术家的原意达成一致。但写到这里，我甚至质疑是否有描述它们的必要。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显而易见的事物，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有兴趣。除了描述，我无法告诉你他每一幅作品的意义，或者提供一些可能的故事情节来把它们联系起来；并任由每位观众在此基础上产生自己的解释和理解。但我所意识到的是，通过完成这些绘画作品，李大方更加深刻地理解他自身对绘画的期望以及绘画对他而言所具有的具体价值。在艺术史的语境中，对作为一种媒介的绘画的定义和历史观经历了很多转变、颠覆、局限和超越。但是李大方自己对绘画理解的转变也有其特有的过程和经历。在我看来，李大方的绘画是他个人理解绘画和当代艺术的工具和途径——一种自我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大方的绘画已经达到了他对其所期待的目的。

当代艺术的瓶颈在于大家的期望太高，“创造论”“进步论”“颠覆”等腔调太高，这种情况也充斥在各个领域，创新才是正路。于是个性时常就变成了懒惰或随便，我想走歪路，赞成“退步论”，做好难，做坏容易些，不能把艺术抬的太高，也不得不带着它，就该平庸的进行着。3

艺术本身或者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的审视对象，而是关于艺术家如何在自己的实践中发现并建立一种与艺术之间的联系。绘画本身作为艺术表现形式，其技术实验和观念创新已经很难再提起任何兴致。今天的艺术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终于可以放弃创新的企图。从艺术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个观念没有被争论过，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没有被挑战过，每一种东西都被颠覆过了。

我们没有必要把李大方的创作或其他任何一个活跃的艺术家的实践归结到任何一个当代艺术的类别里或列入到已有的艺术史的框架之中。话说回来，我们又如何能对今天的当代艺术进行分类呢？是按照媒介？是按照主题？还是按照观念？这些做法都很难适用于现在多样性的创作。我们已经处在艺术史叙述的终结，穷尽了按照艺术的历史叙述来介定艺术家创作的可能性。李大方的实践和其他世界各地活跃的艺术家们的创作所能提供的是一个个丰富和具体的实例研究。它们不是孤立的个体，但又在个自的世界和语境里独立、具体地存在。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指引艺术家如何努力发展和形成自己的工作方式，加深对他所做的事情的理解。这些创作将对策展和批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有鉴于此，或许展现并讨论艺术家创作的语境与讨论艺术家的个别作品会显得同等重要。因此，欣赏李大方的每幅作品与理解他绘画观点的复杂性和形成他实践背景的合理性一样的重要。

翻译：唐海龙

1 李大方转发给作者的E-mail邮件，200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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