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本文正题之前，我想说的是当代中国画坛是否意识到应该对“徐蒋体系”进行完整的梳理工作，并对该体系的精神有一个完整的继承。对于应付时局而形成的一阵风似的“后中国式学风”应进行深刻的反省。“后中国式学风”是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诸多的政治运动后所形成的处世方式。这种学风和五四运动乃至五四运动以前古代中华文人“士风骨”是截然不同的治学形态。前者可以用这样一些词汇来表述：投机滑巧、趋炎附势、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而“士文人风骨”可以这样来表述：良心、担当、理想、和敬与浩然之气。“徐蒋体系”正是在五四运动以来“士人风骨”高扬之际，在中国艺术领域形成的奇葩。它的精神本质绝非仅仅是“以西济中”而形成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它是中国古典士文化精神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化精神成功“嫁接”而产生的中华文化的新气派与新气象，是中华新文化的主旋律之一。在文学领域和美术领域分别是以鲁迅先生和徐悲鸿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精神本质是以艺术家独立的人格和深沉的良知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生命个体。除了具备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精神本质外，“徐蒋体系”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遵从艺术规律，完整地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诸多技术特点，并沿着融入中国笔墨精神这条主线进行探索与拓进。这样就为中国美术重开新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这个开局成为可能。可惜的是，当中国美术还没沿着这条主线发展时，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就中止了它。由阶级斗争的“站队观”替代了以“良知”为本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这样使“红、光、亮”和“花言巧语”也成为了中国美术的语言元素之一，它的危害至今犹存。看了王西京的新作《兵谏一九三六》，结合以上的一些回顾，我更有一种言说的冲动，但依然是由“徐蒋体系”这条主线牵扯而出。

平心而讲，《兵谏一九三六》是一幅让我产生重新阅读所有王西京绘画文本愿望的作品。它让我对王西京在绘画文本言说方式上拓进的这条轨迹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强烈愿望。一位哲人曾说，要想完整地了解一个人，你就深入到他的灵魂。要想准确地解读艺术状态下的王西京，这也只是唯一的办法。对于《兵谏一九三六》这幅新作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作为职业习惯，我做了一个刨根问底的工作。我用哲人的那句指导，阅读了王西京几乎所有的绘画文本，从早期的诸多肖像画到主题性创作，直至他的新文人画形态，我似乎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主线——沿着“徐蒋体系”，以文化人的良知，一直扎根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心无旁骛、忍耐寂寞，并茁壮成长，从这一点来讲王西京和我崇拜的另一位画家周思聪先生是十分相近的。而《兵谏一九三六》正是他在这条文艺主线上辛勤拓进的、奉献给社会的最新艺术成果。从艺术的创作规律来讲，《兵谏一九三六》在艺术上的拓进，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最为直观的就是绘画文本本身所涵盖的所有技术层面的东西，当然从绘画的本体来讲并没有绝对的技术层面，只有在文本精神内涵统领下的相对“技术”。而创作主体的创作心理机制才是我们解读绘画文本的核心所在。从技术层面来讲，王西京几十年如一日，绝对是十分清醒的，他是一位十分注重绘画技巧的画家，但他在技法上的诸多突破，却实实在在是建立在绘画观念更新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避免了唯技术论者落入“僵化”与“匠化”的窠臼。以先进的文化理念，把自己置身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冷静地把握民族文化的脉搏，然后指导自己在技术层面的突破，是王西京艺术形态的主流意识，惟有这样，王西京的艺术拓进才与“技近乎道”保持了共振与同步。在新作《兵谏一九三六》的创作中，可以看出王西京在以往肖像创作和主题性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探索主线，他有条不紊地沿着这条主线进行推进。以愈发细微的艺术敏感，把笔墨的内在精神含载和西画色彩与光影排序所对应的细微情绪敏锐地进行扑捉，通过构成进行有序的排列，演奏出了黄钟大吕般的音效，并释放出浩然之气是王西京在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技术性主线。这条主线对于王西京来讲有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新作《兵谏一九三六》正是这个探索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可以说，《兵谏一九三六》是“徐蒋体系”在当代的最为直接的传承与最新的学术成果。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是针对中国新时期的文化现状而提出的，要触及民族文化的内在阴暗面，传统绘画显然具有“说服力”差，这个最为致命的弱点。“花言巧语”的所谓诗情画意显然不能解决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切伤痛，要针砭“民族灵魂内在的顽疾”，具有现实主义叙事性的现代绘画文本无疑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崛起是这种民族文化困惑在文学界的直接反应，而“徐蒋体系”就是这种思潮在美术界的反应。王西京在美术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皆来源于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这段历史有着清醒和深入的理解与认识，所以，他选择了沿着“徐蒋体系”这条中国当代美术的主线心无旁骛地进行拓进，就顺理成章了。可惜，在当代中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一以贯之坚持下来的中国画画家并不多，而它的危害甚至已深入到了中国当代学院美术教育。

“徐蒋体系”的精华在于现实主义的文艺精神，这就涉及到了艺术创作主体内在心理机制问题。一幅艺术精品的诞生在于，创作主体内心世界与创作题材的一种共鸣性，舍此而无它。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受，主客体的共鸣是调动和挖掘一切艺术创作潜力的钥匙，在这种状态下，创作主体才会进入到一种“人我两忘”之境，而感人至深的艺术火花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喷薄而出的艺术感染力在此时就会以混然无迹之象展现在观众眼前。而这种艺术创作的心理机制是创作主体长期培育的结果。首先，创作主体要有一种“赤子”之心，也就是胸怀天下苍生的情怀。第二，创作主体要有别于常人的“时空感”，纵向要能置身于历史的长河，横向要能超越国界与民族来思考人生与社会，这也是一种很现实的“圣人”之德。达不到这两点是很难进入到最佳的艺术创作心理机制的。王西京的新作《兵谏一九三六》，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完成的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作为一位欣赏者，应在经过了中国历史的沐浴后再来观赏这一幅作品。因为经过历史的洗礼，我们会学到宽容与博爱，我们还会变得善于反思，经过这样的“澄心净意”之后，欣赏作品时的共鸣就自然生发了。在《兵谏一九三六》的画面处理上，最为让我赞叹的是在一种共鸣的创作心理机制下，王西京把光线作为美术语言，已发挥到一种极致的状态，张杨二将军头部后的灯光形成了类似宗教题材神仙的背光，对于士兵的头部上方的灯光也巧妙地幻化成为一种“背光”效果，直接把人性的光辉之处上升为神性的崇高与伟大，这种大胆的处理是“做”不出来的，它是情感共鸣后的必然产物。王西京在这幅新作之中运用了文学的“史诗性”手法，并把它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以赤子的情怀感受着创作题材带来的心灵上的冲击，从画面中仿佛看到了他在创作过程中化解“悖谬”所产生的丝丝苦痛，以“感情移入”进行艺术创作虽然是一种最佳的创作心理机制，但是其中对创作主体带来的身心影响是局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因为真正的艺术创作就是一种舍弃自我的奉献过程。王西京的新作《兵谏一九三六》从表象上来看，可以说是顺利完成了，但你要是了解了这幅作品产生过程，那么用“悲欣交集”来形容当下的心态，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悲的是王西京完成这幅作品决非一蹴而就，而是30年磨一剑，他用了３０多年的时间体悟了中华民族这段最为惨烈和悲壮的历史，其中之苦无人能知。可以说王西京在１９８０年创作《千古功臣》时就开始为这幅新作做了铺垫。悲的是王西京试图用自己薄弱的心力为中华民族的那段苦难历史做一个让子孙后代能够明心见性的注解，他那种以“士精神”为灵魂依托的振臂一挥，在茫茫无序的意识流中是那么让人心碎与不安，因为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有人说王西京创作这个题材有先天优势，因为他生在西安长在西安，这也算是一个理由，但你想过没有在众多以“歌舞升平”为题材的艺术家中，哪个还能够正视这段历史，并把自己的意识在这段民族的苦难中再次浸渍一次，因为我们舒服的日子太久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温水煮蛙”效应；当然西安事变中的张杨二将军和王西京的那一丝扯不断的血脉关系是形成这幅《兵谏一九三六》创作心理机制的重要助缘。他和杨虎城将军的那丝血脉关系，加上关中汉子那种独有的执拗与正直，作为画家的王西京有一种用画笔表现先辈的冲动，８０年代两岸有了交流后，王西京作为杨虎城将军的后人代表之一在台湾探望了张学良老人，温情脉脉的同胞之情，让王西京坚定了以艺术家的良知，用画笔来宏扬那种拨开迷雾后，而显露出的真挚的民族情感。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西京在新作《兵谏一九三六》中的诸多探索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因为情感因素带来的突破，已经超越了技巧层面的突破。

有人说，王西京的这幅新作《兵谏一九三六》依然是走政治路线，延续的还是领袖题材那一套，我认为这正是王西京的成熟之处。我们常讲推动历史进程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但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最为需要的是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指明未来之路的精英。一个崇尚精英的社会是能够赢得未来的社会。那么究竟什么是精英？其实这正是王西京从艺以来所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对于他来讲，显然一定有了自己的答案。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都是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历史人物，这无疑就是王西京的“精英”观。在此我要强调的是，作为民族精英的政治人物和领袖人物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宏扬？

从中国美术史来看，王西京的新作《兵谏一九三六》无疑是一幅散发着现实主义精神的精品之作，它是沿着“徐蒋体系”这一主线，在新时期的重要艺术成果之一；它是王西京对子孙后代的一个交代，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交代。他用画笔传达了文学所含载的那份厚重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技术层面的诸多拓进是这幅新作的一翼，那么冷静与深邃的历史观肯定就是这幅作品的另一翼，而王西京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才是这幅新作《兵谏一九三六》的灵魂所在！最后我用“心系千古神畅无极”这个短语来对王西京的新作做个结语，愿王西京先生多出精品，艺术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