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张洪祥的作品《长街行》、《斗霸》和《村头》就在美术圈家喻户晓，他作品中流露出的娴熟技巧和淳朴的大家风范，令人印象深刻。其动人之处既有敏感细腻的色调层次，又有浓郁朴实的乡土气息，在纷乱繁杂的当下，似乎更值得回味。

2005年，我回家乡探亲，路过曾经工作十几年的济南时，拜访了我的恩师张洪祥，并有幸见到了他新创作的一批风景画。画面仍流露着浓郁的淳朴气息，只是一改原有细腻的色调层次，表现出色彩与造型的凝练和概括。其实，在这之前张老师就是画风景的高手，只不过那时的他更迷恋于画人物，风景画只是他那拥挤的家中角落里经常更换的点缀品。而我每次见到那些小风景画，总是禁不住再细品一番……似乎那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使那些青灰紫调的色彩散发出浓郁的旷野气息。再读他的新作，这种味道更加浓郁。

在中国油画史上，风景画一直是以空旷的西北或俊秀的南方为题材，把自然的结构韵律之美略加提炼直接搬到画面中，这都是受法国19世纪的风景画影响。在19世纪的法国，枫丹白露恰恰是生发这种生命冲动的源泉，像柯罗、卢梭、迪亚兹、米勒等人的风景画，都是依附枫丹白露的优美景色虚构而成。在中国，画家们同样是乐此不疲地到处寻找可视的景色。北方中原的风景地貌不同于江南水乡，也不同于山峦起伏的西北。中原地貌的最大特征就是地平线的平整，从风景画的角度讲是平淡无奇、缺少节奏感。在地质肌理上，压扁的视域很难迎合古今中外的“近、中、远”式的视觉结构关系，没有了地貌的起伏，万物的视觉空间自然就呆滞、缺少韵律。张洪祥的新作却是从这些杂草丛生的北方原野中攫取灵感，把杂草、小径、水洼和成排的白杨树等中原风景的缺陷转化为优势，用质朴含蓄的笔法，表现了最为感人的平淡。

张洪祥的风景画取材基本来自我们最为熟识却又陌生的中原地貌，这一点我觉得他与柯罗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柯罗是借助枫丹白露的自然优美景色，勾画出神话般的诗化境地;而洪祥师的风景画恰是采用与柯罗相反的创作方式，把不曾映入眼帘、让我们无所适从甚至缺少美感的路径边沿地貌通过他的质朴本色，不露声色地转化成同样可爱可亲可追忆的画面。每当穿梭于北方中原，观看路边的地貌，我就有种不可名状的感慨，这种感慨却是出自中原平淡的景物，不曾有哪位画家能面对这么平淡无味的景物去寻求情感的寄予。而我看到的风景画，正是人们熟悉却难以名状的景物，它蕴藏着强力的生命迹象。张洪祥正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执著于北方“乏味”的中原大地，并赋予了它鲜活而独特的艺术生命。

这批风景画较之以前更加纯粹，他把色彩提高到适合的纯度，形的塑造只求大的神韵，从而使色与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大面积涂色不仅保留了过去一笔塑形的特色，而且把笔和色彩发挥得愈加自然、老到、酣畅，让笔下那些平淡无序的景物有了属于画家自身的生命含义。画面自然、辛辣、老练、内敛，保留了最初的涂抹痕迹，进而让人感到炉火纯青之际所流露出的自然和洒脱，逾越了技巧的驾驭之力，凸显着强烈生命的冲动。对于年近七旬的老画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50余年求索于外部世界又反转于内在生命经验的绝好例证，张洪祥在这个人声鼎沸的世界里，自然而然地静悄悄地完成了一次创造力的生命经验的轮回，这正是艺术经验的真正意义!

在当代语境下，张洪祥执著地选择了北方中原平凡的旷野题材作为生命的经验点，在杂乱、无序的原野里，他看到了原生生命的萌动迹象，并使自己质朴的情愫得到了释放和表达。这是一个在朴素的世界里用质朴的方式展示一个独特的生命经验的艺术过程，它的真正含义已超越了形式本身所传达的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