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高房山夜山图意(国画)陆俨少
20世纪中国画坛,以改良或改革思潮为盛,几成压倒之势。以西润中也好,中西融合也好,都是以西方绘画为参照,改造或再造中国画。然而,这并非中国绘画发展的唯一出路。陆俨少的画风,完全是从中国固有的传统中蜕变而成,破土而出。陆俨少成为继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人之后又一位传统派代表人物。然而,陆俨少不同于19世纪“碑学”影响之下的金石派画家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又不同于主要承接清初“遗民”或“僧人”画传统的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等,而是接近世最受批评的“四王”正统,远承董其昌、“元四家”;书法也主要是承接“帖学”传统而非“碑学”。从这点上来说,陆俨少在20世纪中国画史上的意义是不寻常的。
“四王”并非一无是处
近百余年,董其昌、“四王”已被骂得体无完肤,几乎成一面倒之势。然而,从画史上看,董其昌却是力挽时风,将文人画引向另一高峰的人物。在他的手上,山水画成了笔墨的艺术。说他是搞“形式主义”,倒是一点不冤枉。他说:“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奇怪的是一些崇拜塞尚、追随“现代主义”的年轻人也骂董其昌,倒是有点冤枉了这位300多年前就搞“形式主义”的老手。“四王”虽号称直承董其昌衣钵的“正宗”,却“一代正宗才力薄”,一味以摹古为能事,陈陈相因,泥古不化,未得古意,固不足取。不过,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清初一代画坛,包括“四僧”,新安、金陵等画派,都重视笔墨精妙。可以说,清初,即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处于“笔墨艺术”的深化时期,“四王”自然更不例外。从这一点上来说,“四王”又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直至20世纪初,“四王”画仍是多数人学山水的入门范本。连被称为“山水画的革新家”的李可染,13岁从徐州钱食芝学山水,也是从“四王”入手。不过李可染从事山水画创作是50岁之后,以写生入手,并融入一些西画因素,晚年以北碑入画,参黄宾虹墨法,形成墨多于笔,整体感强烈的严谨画风。好事者有“北李南陆”之说,倒是有几分的道理。李可染重苦功,画风呈雄强阳刚之力,可代表北派;陆俨少重性灵,虽晚年用笔浑厚老辣,沉着痛快,并如王翚参用侧锋斧劈,但画风基本上仍是呈婉约阴柔之貌,可代表南派。
陆俨少用笔学王翚
陆俨少笔墨功底却大都是从“四王”而来。陆俨少18岁从学清末翰林王同愈,又经王引荐,拜冯超然为师。王自比王时敏,比冯为王鉴,指陆俨少当如王翚。陆俨少1966年为自录题画诗文集写的一篇序中,曾记述此事:“丈(王同愈)谓予曰,使子如石谷,则超翁可无愧于廉州,而予其为烟客乎?”陆俨少此时主要是临摹“四王、吴、恽”,或王同愈所藏,或他人求冯超然过目者,其中以学王翚为多。王翚为“四王”中路数最广、笔墨功力最深,又较有个人识见的一位,他的画集古人大成,并不限于董其昌提倡的所谓“南宗”,因有“画分南北宗至石谷合而为一”之说(见《溪山卧游录》)。因此,学笔墨从王翚入手,在见不到宋元真迹的当时,是最佳选择。陆俨少说:“那时偶然在裱画店看到一张王石谷的画,就奔走相告,不比目下青年,见到‘四王’,不屑一顾……实则‘四王’未可一概否定。”(《陆俨少自叙》)笔者最近购得陆俨少20多岁时所仿王翚笔法山水扇面一幅,可见当时用笔已相当圆厚,与其后风格自立时期用笔是一脉相承的。
学“四王”而上承宋元
陆俨少1933年游黄山,1934年北上登泰山、八达岭,至大同云岗,“穷历山川高下,此其志已不在明清间也”。1935年赴南京得观第二届全国美展、故宫及私人收藏宋元名迹,择百幅精品,靠十来天朝夕细读默记,逐笔看之烂熟,印之脑际,而取而用之。陆俨少说,他没有机会临宋元画,都是看来的。其后抗战八年,得巴山蜀水之助,风格卓然自立,又远接宋元,得古人神韵。
近世传统山水画家多受石涛影响,由“四王”而上承宋元,最后脱颖而出者,恐怕仅陆俨少一人而已。不少人也以为陆俨少曾学石涛,实则他从未学石涛,不过倒可说是殊途同归。陆俨少并不喜欢石涛用笔,嫌其扁平不够圆厚,对其大幅章法也有批评。不过陆俨少自小而大、笔笔生发的独特画法,倒与石涛“一画”说颇相合,可说是“一画”的实践者。陆俨少这一画法与“四王”完全不同,亦与黄宾虹以及传统画法完全不同,不是先定位置,由淡到浓,层层递加,勾搭点染,以至完成。陆俨少画法一如写字,一笔为始,接出下笔,笔势生发,因势利导,随浓随淡,忽繁忽简,映带顾盼,笔意相联。由任意一角,衍至通幅,通幅完成,笔势奔走流动,如一画而终。是知学“四王”,未必不能出大家。学而不能出,非“四王”之过也。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