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在其创刊号上将“旧话重提”这个栏目的内容设定为“现代批评史上的经典话题回顾与再认识”，并将第一个“重提”之“旧话”确定为80年代初吴冠中引发的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无疑是恰当的。因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而促成这一转折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由吴冠中引发的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1983年我曾应《美术》约稿以“扬帆”为笔名撰写过一篇《关于美术的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讨论》的综述性文章，对这一话题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深知这一话题虽然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深阔背景下展开，但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理论界还深深禁锢在旧有的教条理论之中，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轻举妄动，理论上的拓展举步维艰。

吴冠中身为艺术家，无意在理论上作开拓性的建树，他只是想讲真话，把憋了三十年一直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说出来。憋了一肚子真话想讲的人很多，但有勇气说出来的却只有吴冠中。因此，吴冠中在当时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几个个别人的不同意见，而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对抗，他所谈的“形式问题”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绘画专业上的技术问题，而是对整个原有理论体系的挑战。正如王林所说，“这些言论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是电闪雷鸣、振聋发聩的，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可谓是当时最前卫的艺术观念。吴冠中的慷慨直言对80年代中期以青年为主体的新潮美术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

早在1978年，吴冠中就在致他的学生的信中提出要进行“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打垮保守势力，解放自己，解放美术领域里的奴才。”他还说：“在卫星早已发射升空的今日，人们不满足于只欣赏蒸汽机时代的作品，现代的中国人需要了解现代的外国人的思想、情绪和艺术手法……”吴冠中就是这样直言不讳地公开表明自己的见解。在当时，没有人像他那样表现出对中国艺术走向现代的真诚与渴望。1979年初，他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这样呼吁：“现代的西方美术要开放。长期以来对西方美术基本上采取排斥的方针，不开放，这很不好。在世界上不论大国、小国、先进的、落后的，对现代美术很少像我们国家这样的态度。为实现四化，在科学技术上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在文艺方面，也要打开眼界。要研究现代美术，起码要把它拿来，鉴别、消化……我们要开放，要相信人民是有眼睛的，有免疫力的。”

接着他又在《美术》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这篇文章是吴冠中根据在四川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讲学的讲稿整理而成。因这次讲学在全校引起轰动，学校的学报向他约稿，他就把讲稿整理出来给了他们，但学报不敢登，后来被《美术》编辑部知道了，副主编吴步乃亲自跑到吴冠中家索稿，于是《美术》就在1979年第5期登了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于是，《绘画的形式美》就成为吴冠中在美术领域进行形式启蒙的开篇之作。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画坛，正处在风起云涌的时刻，画家们在酝酿着如何冲破各种禁区、超越既往的种种清规戒律，更渴望了解被禁锢多年的西方现代艺术与理论。但由于多年来深为僵化教条的理论所束缚，许多理论家不敢贸然直陈己见，而更多的理论家则依然把教条当作真理来捍卫。因此，《绘画的形式美》所触及的正是一个三十年来讳莫如深的话题，而新时期的美术理论正是以“形式问题”作为突破口，在新旧观念的对抗中艰难地拓展着。

由《绘画的形式美》引起的争论接连不断，而在这期间，吴冠中始终站在美术理论的最前沿进行着他的形式启蒙，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一个新时期美术理论的开拓者的角色。理论界一些最早触及时弊、引起争议、产生回响的文章，多出自他的笔下。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发表之后，接着又发表了《造型艺术离不开对人--体美的研究》、《关于抽象美》和《 内容决定形式?》。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和带有挑战意味的观点，或引起持久的争论，或遭到严厉的抨击。而更有意义的是吴冠中的言论引来美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吴冠中关于形式问题的论述引起最强烈反弹的还不是理论界，而是美术界的领导层。当时身为中国美协主席的江丰在多处讲话中都把吴冠中的言论作为批判的靶子，带着极为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在1981年青年油画工作者创作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对“内容决定形式的否定是堕落的欧美抽象派理论，将使我们的美术向资产阶级自由化蜕化”。同年还在《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复兴而奋斗——兼谈形式与内容》中说：“有人把众所周知的‘内容决定形式’这一为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必须遵循的命题，贬得一文不值，……假创作上要冲破禁区为名，大声疾呼地反对内容决定形式，竟主张形式决定内容，以及形式就是内容之类西方现代派所搞的艺术理论”，“这实际上也是贬斥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蔑视革命现实主义的美术;对十七年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中国新美术，采取全盘否定态度。”1982年9月，江丰在中国美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又指出现在有人“把竭力鼓吹西方现代派腐朽美术而蔑视我们革命美术的某个画家看作旗帜”，“其作用在于干扰我们社会主义美术的发展方向”。

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吴冠中对艺术问题的直抒己见，的确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不是理论家，不可能对自己提出的艺术问题做出纯理论的阐释。但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出于对艺术发展的真诚愿望，他不能不说，他显然已把个人的风险置之度外。

在这一时期，吴冠中一直十分活跃，到处被邀请去做展览，发表讲演，连续发表文章，适时宣传他的艺术主张。虽然不断受到官方思想的强大抵制，但却在广大青年画家中产生强烈共鸣与回响。可以说，一向勤于在画布上耕耘的艺术家，同时也在新时期美术理论的开拓中做出卓越建树。他的主要成就虽然是在绘画方面，却也不能低估他在理论上产生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新时期初期，理论家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同时对西方现代理论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的奔走疾呼，他的形式启蒙就显得尤为重要。吴冠中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走向现代的领军人物和最具开拓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艺术家，而且也是新时期美术理论的建设者与开拓者。正如英国汉学家迈克·苏立文说：“能像吴冠中这样对自己的艺术与艺术本身以及同道所面对的问题作如此周密的思考与阐述的人实在不多。但凭他发表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在艺坛上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他那样强烈、简练与坦诚的表达方式，可与他所崇仰的梵高嫓美。”

当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吴冠中关于“形式美”、“抽象美”的论述在理论框架上所具有的局限性。在85新潮美术中，青年艺术家已经超越了这一审美范畴，朝着更具现代观念的方向发展。但如果因此否定“形式美”、“抽象美”在那个特定时代和特定文化环境中所具有的文化针对性，所具有的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