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潘天寿一样，潘公凯是95%的院长，5%的艺术家。17年后，“保守”的他终于如愿以偿做起了装置。邱志杰评价说：“即使装置里没有荷花，还是看到了中国文人，在一张书桌前，眼睛一离开公文，面前就出现一片宇宙，是世界千古、八方六合。”

六一儿童节这天，中央美院美术馆很热闹。小朋友欢天喜地围着大飞行器和大球玩，一直关注潘公凯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理查德也很兴奋：“潘公凯很有意思，又搞理论，又有实践；又有水墨，又有装置，跨的领域太多了。这次又到了一个新境界，装置和水墨又有内在联系。”他打算将潘公凯厚厚的文献翻译成英文，放入古根海姆的亚洲档案。

自1917年杜尚将小便池放进美术馆，西方现代艺术就被改变了。潘公凯名为“错构·转念——穿越杜尚”的展览，徐冰说：“实际上是和杜尚，隔了近百年的一个对话。有意思的是，潘公凯既是摆小便池的，又是设计小便池的，又是制造小便池的那个人。”

潘公凯有一个大牛人爸爸潘天寿，子承父业的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是艺术家，也做建筑设计。这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他的装置草图17年前在美国旧金山就已画好。但此后他都在研究20世纪美术，而奥运会、世博会设计项目也让他的装置计划一拖再拖。

寻找了17年的艺术边界

为了解决中国画的问题，潘公凯1992年特意去美国看当代艺术。在那亲历了疯狂的要打破艺术与生活边界的讨论。“那时杰夫·昆斯刚出来，他把跟老婆做爱的照片拿出来，马上就卖了100多万美元。连美国西海岸最前卫的旧金山美术学院的教授都在骂这个小子太不像话，实在丢我们的脸。”

艺术到底是干什么的？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艺术今后还会干什么？思考这些问题时，潘公凯提出“错构”的概念。“就是把生活中的东西，拆散打碎，变个花样，重新组装，往艺术的位置上一放，瞧，错构了，它就成艺术了。”潘公凯说，比如把一辆废弃的小汽车放到水压机上压两下，原有合理结构改变了，或者一个小便池摆在展厅，这种错构是引起注意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

“错和不错，是艺术和生活的边界。有了错构，艺术品才可以实现它的审美超越功能，如果没，艺术品跟生活是一样的，审美心态就无从产生。”

定居美国20多年的王瑞芸是研究杜尚的专家，认为西方艺术至今没人超越杜尚的她，看到潘公凯作品却说，潘公凯归纳的“错构”，的确能涵盖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基本功能。

潘公凯说把边界问题想清楚了才这样做展览。他在球状物中制作类似登月舱的飞行器，当然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飞行器那就不是错构了。”飞行器里是他的办公桌。这是一个标准的观念装置。

这是潘公凯的作品第一次在自己花费不少精力主持修建的美术馆展出。当初美术馆设计者矶崎新在20多个设计方案中，最后做出的弧形效果和潘公凯的方案最相近。

徐冰说，装置蛋壳套蛋壳的形式，跟潘公凯做中央美院美术馆是同样的工作，美术馆弧度和蛋壳装置弧度具有相似性。而理查德也一眼看出装置和美术馆外观的呼应性。

有人认为真办公桌摆进美术馆就算一个作品，但潘公凯说这样技术含量太低了。“我看到很多装置做得太粗糙，没有技术难度了，只是一个想法。装置作品要体现手工的精美。”

由于制作精良，也有人说，如果放进科技馆，会不会变为科技展品。潘公凯解释：“宇宙飞船，实际上是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几个圆在一起，也不是有意要做成真的星际。科技含量不够，只能说明它是艺术品，这个就是错构。因为错构了，所以只能放在美术馆。反过来证明了错构是艺术品和生活之间非常必要的那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