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或者说水墨的当代性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命题?当一切被冠以西方标准的时候，中国本土的水墨艺术就不断被怀疑、挑剔、审判，这种“自我检讨”的力度也随着种种铿锵有力的口号不断加强，身处其中的人始终在逆水行舟。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很自然地出现了两组对立：中国与水墨，西方与油画。在此思维之下也必然会有如何让水墨世界化，以及油画中国化的论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符合其自然规律，拿油画来讲，当摄影、影像、装置这些不同的技术、艺术门类出现的时候，油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同样面临着挑战，但她并没有被吞并或抛弃。相反，在每一个历史节点总会出现新的活力：原始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一直到里希特、吕克·图伊曼斯。沿着这条线索下来，油画对于东方异域，以及其他艺术样式并不排斥，她始终在固有的体系和线索内完成每一步超越，其出发点并不是否定油画艺术本身的合理性或者延展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因此，如果说当代水墨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命题，那么首先：我们如何看待水墨?

朱伟对待传统的态度显得不卑不亢。水墨本身是有技术难度的，就像朱伟说的，光是对于毛笔笔性的掌握也需要功夫的锤炼。或许水墨艺术本身的这种时间性和积淀感锤炼了朱伟的平稳心态和冷静气质。在朱伟的画室中贴着二玄社印制展子虔的《游春图》，画案上有他正在翻看的明清人物画。朱伟说，传统绘画对他来说是用来养眼的。从朱伟的绘画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八大的影响，比如早期的“用八大山水笔法绘北京故事人物”系列。朱伟后来那些如同翻着白眼的人物也同八大笔下的鸟、鱼有异曲同工之处。说到变形，并不是一定去追溯毕加索和立体派。在我看来朱伟的人物变形更接近于陈老莲。朱伟有着扎实的造型基础，他也始终中规中矩地固守中国画固有的笔墨程式。只是作为一个眼界宽广的当代人，他是开放和宽容的。不管是传统中国画，还是西方油画，朱伟将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游刃有余地安插、配置、改造。他在中西艺术中游走，却并不执着于其中某一方，他作为主体的掌控力始终把控着明确的方向性。于是，一切都可以信手拈来，最终构成了一组荒诞的景观。

一般归类中，朱伟因为画面中的政治符号和王广义的大批判等归入政治波普，而表现手法又和方力钧的玩世现实主义相近。很多评论家在解读朱伟的绘画的时候，都偏重对其“政治符号”的解读。这的确成为朱伟绘画的显性因素。红五星、天安门、绿军装反复在他的画中出现。但朱伟的对政治符号的偏爱并不是唯一的，从老毛形象盛行的政治波普到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曾经作为主旋律的红色主题被当代人重构。

艺术家介入现实的方式有很多，这与艺术家的气质有直接的关系。作为军人的朱伟通过自己的经验创造了他的图式：那些冷漠、呆头呆脑的人物形象。关于朱伟的艺术本身，从9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的理论家、批评家从画面符号、人物造型、政治密码进行了阐释。在此我不去关注这些具体有关画面的东西，而将其看作是朱伟切入现实的角度。我感兴趣的是，朱伟怎样借助水墨这种语言去切入现实，反映一个艺术家对于现实的关注、反思、批判、呐喊。

艺术家对于自身和现实的敏感是天生的，这个普遍的存在从不同层面刺激着文学艺术创作。卢梭拿起手术刀，如同外科医生那样精准地剖析着自己的躯体和灵魂。但是普鲁斯特却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调交叠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追忆着似水的年华。雨果的宏大与厚重，海明威的坚韧，卡夫卡的惊心动魄，昆德拉的睿智幽默与犀利。他们都借助于自己的人物找到了切入现实的角度。而且这种切入的方式越是直接，和现实碰撞的力度就越强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政治波普能够引起反响的一个方面，正如朱伟所说，当你想要说话的时候，肯定要选择最简洁和有力的语言。

当代艺术恰恰充当了发声的方式，很多时候又表现为一种智力游戏，当他们在现实中遭遇了困惑、荒诞、无聊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得到抒解。包括朱伟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还有一个特点，它始终与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现实与文本交集之下的反应，或者说很多时候甚至直接从文本中生发出来。80年代经历的哲学热，尼采、萨特、加缪、关于存在成为艺术家去思考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出对于现实的荒诞感受。荒诞这个词几乎成为这一代人的集体感受，张晓刚在《记忆与失忆》中的信里这样写道：“我们也许真该感谢我们所身处复杂多变的‘现实’，正是那许许多多的‘现实’使我们逐步地从浪漫的情怀和空虚的理想主义中觉醒过来，以艺术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现实，面对那些在寂静的深夜里哀嚎的灵魂。”长久以来，乌托邦成为经历现实荒诞的人们唯一的寄托。但是如果连乌托邦也成为荒诞，那一切将带将被幻灭感所笼罩。他们是醒来的一代人，并且已经默认了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力感。他们的艺术也是这种情绪的投射，因而，典型又带有普遍性的形象总是被选择和创造。

很明显，朱伟的人物带有强烈的类型化：硕大愚蠢的脑袋、眯眯眼、厚嘴唇，面无表情或者奇怪的鬼脸。不管是在《北京故事》、《乌托邦系列》，还是单个的人物造型，或许这种个人的服从和个性的抹杀或许是他本人对于现实的感受。如果回想朱伟创造的人群，就如同天安门前走过的方阵，你不是被其中的每一个人所吸引，恰恰只留下一种整体的氛围和感觉。这就是朱伟切入现实的方法。他用一种诊断者的挑剔目光透视现实，用训练有素的精研手法提取了生活的切片，从而在他的显微镜下放大、观察、诊断。尽管画面不是声嘶力竭般的激烈，朱伟的绘画却也不是一个轻松的叙事。尽管他采用的是写实的技法，选取的也都是一些日常的场景，但是隐藏于“日常”或者“正常之下”的这种场景却透出荒诞的意味。他本意不在于图解场景，所有的题材都成为他观照现实的路径，而在画面深处始终隐匿着那个冷眼旁观的自我， 并且不时发出几声不为人察觉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