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应桂乡情作品

单应桂，是我在上世纪60年代任教美院附中时，常听到女同事们提起的一个名字，她们总是带着几分崇敬、几分惋惜地惦念着远在山东的单应桂大姐，说她人好，业务好，但命不好。15岁就参加革命了，不满18岁就无奈地早早结婚生子，上美院读书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体弱得“人比黄花瘦”，但非凡的努力，出众的成绩……，一位在苦难中挣扎的女人，一位在自强中创造业迹的优秀女人。作为女人的我，也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当我有机会到山东见到单应桂时，已是90年代末了，迎接我的是位满头霜白的老妇人，她朴实中透着文雅，和蔼中含着慈爱，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却一见如故，无拘无束坦诚地交谈，她似乎就是邻家大姐那样让你感到亲切、温暖、烫贴，无怪乎，她让师妹们那样地记挂着。

看单应桂的画，你宛若回到了农村大娘家，空气中弥漫着柴草的清香，田间荡漾着小媳妇们的嬉谑声，被现代都市声色躁杂困扰得无处躲避的人，她的画似一阵清风，涤荡着心中的烦恼。她的画没有夸张奇特的形式，没有诱人的绚丽色彩，在朴实的画面中，却内蕴着岁月、历史、人生所积淀起的厚重的份量感。阅览单应桂从艺近六十年的作品，仿佛重温已远去的历史，既有共和国成长的历史，也有新中国艺术的发展史，更记录了在新旧社会交替中一代女人特有的成长心路，让我们从中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愽和体温，那样的具体真实，那样的亲切感人。

一、“妈妈”学生的上学梦

1956年，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单应桂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系学习。她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她最幸福也是很辛苦的时期。在这座实施徐悲鸿教育体系的高等学府，她得到了扎实的造型基础训练，从蒋兆和先生处学到厚重的写实笔墨的造型手段，又在叶浅予先生处获得了充满生命力表现的线条用笔。她二年级创作的一幅母子题材的年画《和平幸福》，1958年入选“世界联欢节美展”又被选参加“社会主义造型艺术展”，由此她在画坛崭露头角。接着她又创作了一幅颂扬山区“铁姑娘”挥舞大镐开山修水渠的水墨画《当代英雄》，当时又好评如潮。这幅歌颂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女性精神的作品，似一声呐喊，向世人宣告：“女人不是弱者!”这不也是她的心声吗?在艺术成绩斐然的收获季节中，正是在她父母相继故去，丈夫又被打成“右派”，生活最艰难，心情最痛苦时完成的。但在她的作品中却洋溢着一派祥和、乐观、光明的气象。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她那孨弱的肩膀承受着如此多难的命运?

她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教育世家，民主而开明的家庭环境，培育着她一颗善良而博爱的胸怀，奠定了她追求光明奋进的意志。童年经历了抗战八年颠沛流离的逃亡岁月，又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身处在新旧社会交替之时，追求光明进步，是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的愿望。解放前夕，她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而过早的婚姻，还没有享受到妇女解放的快乐，却就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从此，也踏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途，在与多舛的命运抗争中，她以自立、自强的女性意识，不仅要与外界包括领导以传统的女性观所施加的重重压力抗争，更在时时与自已灵魂深处软弱、卑躬屈膝、妥协、忍气吞声、依赖、依附等封建传统的女性观念决裂中再生。一个经历了童年生活的苦难，经历了女人在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生活磨练，如何在人生航道上掌握命运的舵不随波逐流，不被险滩恶浪所葬送，若无远大志向，非凡的毅力，何以能走出重重困境，创造着一个女人的独立的人生价值?

二、走出一条水墨与民间年画融合的路

走出学校以后，尽管生活上有种种艰难和无奈，在沉重生活负担和精神负担压力下，她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中国水墨人物画，从徐悲鸿到蒋兆和所形成的表现时代人文气息的人物画写实体系，在中国绘画史上推进了人物画的改革和发展。又因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五六十年代走向了模式化。单应桂继承了水墨写实传统，却又另辟蹊径，走着一条写实笔墨与民间木刻年画相融合的路。也许年画《和平幸福》的成功，给她有了某种启发和自信，或是她内在的艺术基因促成了她的艺术新追求。她从小落难于乡间，山东民间的剪纸、潍坊的风筝、杨家埠的木板年画曾陪伴她渡过了苦难的童年，不仅带给她童年的欢乐和美丽幻想，也开启了她的艺术灵性，虽已是中国画科班出身的她，仍有割舍不了“年画情结”。如果说，早年的《和平幸福》还是对民间年画的模仿，那么，在《育苗》、《湖上小学》、《湖上婚礼》都是新时代新风尚的新年画。而最让人喜欢的是1977年完成的那幅具有鲜活生活气息，靓丽而质朴的春兰秋菊五位山东妇女的《做军鞋》。这幅在85年省内年画展获一等奖，在全国获三等奖，被淮海战役纪念馆收藏，又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录制的作品，一时红遍了全国。她把学院派的写生人物的生动性与年画的草根性，那种鲜丽简约的装饰色彩和朴拙木刻线条融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清新淳朴雅俗共赏，民间喜闻乐见的年画新样式，使古老的年画具有新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活力。在人们认为“民间年画是封建迷信的糟粕”、“民间年画要淘汰”等一片对年画的责难声中，唯独她那么殷切地向年画老师傅学习传统的刻印技术，又办年画学习班让青年学子来把握年画的技艺传统，抢救着这“非物质遗产”。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年画最后的守护者之一。此后她在木刻领域中不断开拓着艺术的新路子。用丝网版画、水印套色木刻等手段创作的《三口之家》、《饮马》《祥林嫂》等作品，都留下了她艺术探索的印痕。而她的水墨画也因融入年画的元素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淳厚、质朴的绘画风格。

就在那万马齐喑的文革年代，在高压的政治淫威下，她仍寻找着艺术生存的隙缝，《红色汽车站》、《铁索桥畔》、《如果敌人从那边来》等作品频频问世，竟然成为“创作专业户”。艺术是她的生命，而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是她的责任，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她不断地迎接着命运的挑战。 文革后，她迅速调整自己的艺术创作心态。到胜利油田，到青海高原、又四进沂蒙山区写生，她创作了一批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生动作品《山东大婶》、《春风》、《高原的歌》、《捻羊毛》、《八月文都》、《撒拉族少女》、《秋叶》、《母与子》等。而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也孕育于胸，过去画画，总是为完成某种任务而创作。此时她意识到终于可以画自己所思、所念、所爱的作品了，迫切的表现欲望和技艺的纯熟使她很快进入了艺术的高产期。

三、纵观单应桂的重要作品，几乎全是山东农村题材，甚至一色的女性主题。

作这样的艺术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艺术的价值观，与她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她从小就生活在农村，除了上大学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年，几乎未离开过故土，她对于本土的风物人情稔熟于心，山东人的大度、敦厚，是她的性格基因，也注入了她的作品。她从心底就“喜欢山东农民朴朴实实的形象”“反映他们勤劳朴素的美”，还有“她们朴素中的秀美”。 从85年以来的《山村妇女》组画，《乡情》、《海湾》、《沂蒙初春》到宏大构制的历史画《逃亡——童年的回忆》、《沂水欢歌》、《参军》等作品，汇成了她这种艺术追求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