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画家戴平均,他的宫廷女性人物已经广为人知,但在成绩斐然之际,戴平均却毅然告别了这个题材,从丝绸——这一语感丰富的物质找到了元素和基调,来平息他忧郁、明亮,平和而又悸动的心灵世界。他的“丝绸系列”,从探索物质的意味入手,开辟出一个极富东方魅力的神秘世界。并且,由于他娴熟地运用了朴拙的古典写实技法,使人更强烈地感觉到一个画家直抒胸臆的沉着与无畏。
关注物质的意味,是现代艺术的一个突出成就。在西方古典艺术中,尽管有许多画家不乏对物质的兴趣,如维米尔之于便帽,拉图尔之于蜡烛,大卫之于古希腊灯柱,但它们只是功能性的从属于主题。它们的意义,是在自身被禁锢之后,被画家强制性地赋予的。尽管物质从来就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尽管人在加重它的容量,时间在更新它的所指,但是古典艺术家们尚无暇顾及。只有到了塞尚之后,物质才有了呈现自身的机会。艺术家开始与物质换位。认识和传达物质的意味,并将其与绘画语言的研究相表里,以克服主题荒芜的困境。不管这种倾向如何被诟病,但它无疑拓展了西方艺术的审美空间。所谓后现代状态下的今天,这份遗产仍然在考验艺术家的胃口。
然而对于一个中国画家,问题就简单多了。中国人的世界里,物质自有其独立的地位;物质与人,是相互依存的,不是紧张、对立的关系。在中国古典绘画中,一木,一石,一笔竹叶,至少在出发点上,是要达到物我相融、物我皆具的境界的。中国艺术家固然不必因有这种精神而傲慢,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因为这种精神,在积极的意义上,是输入西方艺术的新鲜血液。
戴平均的绘画,没有剑拔弩张地向西方艺术讨回话语权,却以中国艺术精神解救了一个困扰西方艺术家的实践领域。首先,戴平均走出了领悟物质,于是被物质牵引的迷途。他的“丝绸系列”中,丝绸,没有简单地被对象化,更没有浅薄地成为主体。那么,“丝绸”在这里为什么能够被如此强烈的表达呢?一言以蔽之,他已将“丝绸”幻化为一种自我表述,一种绘画语言。
本来,丝绸,可谓中华物质文明的结晶,而它特出的质地与美感,更易于得到富于传统意识的画家的响应。画家与丝绸同构,本身就意味着文化意识和深度的支持。仅从这一点,便足以使任何一个敏感的画家沉醉,但戴平均没有流连于此。
戴平均在技术上获得了丝绸的质地和光华之后,重又站到艺术家主体的位置,占据了主动。他深入到丝绸原生的沉静、淳厚之中,去寻求它与自己性灵的契合,直致消弭了物我之界,进入物我的共同律动。在他的“丝绸系列”中,丝绸,成了画家呈现了自身世界的方式。它澄清、过滤了纷繁的意象,力图给世界一个简洁的答案。就绘画性而言,戴平均突破了自己的对象,从文化、历史、情感、心理等各种角度挖掘沉淀于丝绸的中国语汇,提炼丝绸的美学价值,成功地将“丝绸”进级为手中的符号。闪烁、呼喊,或者潜伏,无论“丝绸语言”被运用得如何蕴籍、跌宕,他都是在具体的丝绸之外,给出了一个充盈着丝绸的世界。
戴平均的画面,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沉重与轻灵之间的舞蹈。从笔法、色调及结构,随处可见灵光的穿梭。其中关键,就在于他领会物质,而又越过物质,解放了自己。艺术家的心力与物质意味的合一,是戴平均“丝绸系列”的本质,也使他的丝绸语言极具张力。
假如戴平均只是在艺术家基本的才质上值得肯定,那沉默也许是给他最好的礼物。一个普通人做到他的分内之事,在这个时代,也许有值得表彰的理由,但是对艺术家,人们总还是能严格审视的,因为人可以堕落,但不允许呈现自己的人堕落,在任何时代,艺术家都是人得以逃离黑暗的借口;自觉地作为牺牲,是艺术家的应尽之责。欣喜的是,对所有这些过分的要求,戴平均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丝绸系列”中,戴平均所呈现的和谐也是意味深长的。戴平均依然选择女性人物作为自己绘画语言的载体,丝绸的瑟索、不安,渴求和战栗,都没有淡化他沉思过的一片宁静。他目前的绘画表明他认识的世界是积极、健全的,它足以使一切矛盾、痛楚显得微不足道。所以他也锐利地表现了它们。读戴平均的“丝绸系列”,很容易被静穆、恬静的营造所迷惑,而忽略他覆盖的那个紧张、骚动的世界。而注目他丝绸下的中心意象,女性的脆弱、无助,惘然、自抚,又何尝不是人的普遍境遇?易被吹拂的丝绸,与易被左右的人,岂不是有更深刻的关联?
但是戴平均极其冷静。他给人的精神世界,镀上了物质的华美光影,从而使破碎的一切不致真正破碎。现在,中国画家可以轻松地说,在中国性的物质中,除了丝绸,似乎没有更好的介质可以实现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戴平均的“丝绸系列”,人们仍将在对丝绸的懵懂无知之中,加重对西方后现代艺术的自惭形秽。
在前期的创作中未尝做到的,他在丝绸语言中做到了。戴平均显然是一个理智的艺术家:艺术是对人生的拯救,戴平均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拿写实、具像之类简单的概念,不能充分理解戴平均。光看到他的古典风格,而将戴平均视为一个唯美的画家更不尽其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中,戴平均的丝绸语言在挣脱时代、抗拒时代的侵蚀的同时,回归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目前西方艺术思维占主导的语境中,他深入其最后堡垒而进行的颠覆性创作,无论持有何种观点,都应予以激赏。
人们总是刻薄地要求画家战胜自己,而他一旦迈进了一步,他们反而又留恋他的过去了。但艺术家总要有自己的视野;与他的发现和创造相比,事物只是不得不超越的介质。戴平均放弃驾驭自如的题材,可被称为是一次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的挑战。但是在画家自己的进程中,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