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不要忽略广慈的‘胖子’和基座的关系，他们是很喜欢高高在上的，或者说他们除了高高在上别无它途。”他身边有一位亲近而敏感的论者这么说道（向华，《王者和弄臣》），的确，在广慈的雕塑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高高的基座，它可以作多种意思来解，首先是对革命浪漫主义样式的戏拟与反讽，原来用以彰显“圣像”气势与地位的基座如同出现在“四大高人”脚下的高跷一般，变得滑稽而脆弱，似乎离崩塌只差一步之遥了；在另一个向度上，高高的基座更暗示出一种对于现实制度与环境的超脱愿望，与脚下这片“耕不坏的土地”相间离，构成半空中一个孤悬的个人空间——如此，这个基座实际上已经在以变体的方式“晋升”为作品的核心部分，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变体即是树。

尽管树出现在他此前的一些作品中，但创作于2008年的《鸟人》称得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件作品显得格外单纯，一株枯干上栖落着一个鸟人的形像，鸟人长着硕大的圆脑袋，于枝头缩颈回望，它那单足而立的姿态使得构图显得简略而陡峭。

这件作品的图式挪借自八大山人的一幅禽鸟图，并且在气质上颇有八大鄙睨世俗、白眼向天的那股劲儿，“八大就是他那个年代的波普”，在一次交谈中广慈这样来评价，无须过多地考量这种评价的严谨程度，在此显明的其实是一种对经典进行创造性阅读的态度，事实上，对于八大及整个古典绘画传统的探究正日渐影响到他的最新作品的形式感与精神气质；而在另一方面，鸟人这个形像的来源也得之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祖先三部曲·在树上攀援的男爵》，那是一部据广慈自己说他读过很多遍的小说，书中的男主角柯希莫因为不满父权制家庭的窒息与陈腐的氛围，攀上了院中的圣栎树不再下来——这样一个奇幻的文学形像如今在广慈这里得以被视觉化，当然，这并非对卡尔维诺笔下男爵的视觉对等物的寻求，而是他在自我推进与变化的过程之中加以巧妙地糅合的意像，并且，对他而言是一种复调式的糅合，八大的“鸟”与卡尔维诺的“人”被混融在他所塑造的胖子形像之中了，使之恍然兼有了两者的特征，如果说八大的那种源于愤激而傲视现实的图像表达可以视为一种极端的个人情绪化与理想化的传统表达范例，并且，在八大的“隐逸”之中始终有着挥之不去、萦绕不已的负重感，那么，卡尔维诺则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更富弹性与幻想色彩的美学品质，那正是这位意大利人所强调的“轻逸”：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

无论如何，八大的“隐逸”与卡尔维诺的“轻逸”所欲实现的都是一种自我存在的圆满感，而这恰好吻合着广慈现在这个阶段的内心需要；自2007年之后他脱离了工作达八年之久的大学，并且，作品在近年的艺术市场上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商业回报——个人境遇的转变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出发点；在最近与年轻批评家杭春晓的一次对话录《作品的自我“生长”》中他谈论道：

当体制和政治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和游离化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连工作方式都不得不改变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根竹笋，自我生长的感觉非常强，并且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一个方式，一种对自己存在感觉的体验，而不再是以前那种对于外界的回应。

这种失重式的自我体验最终催生了《鸟儿问答》这样一批作品，相比起《鸟人》之中茕茕孑立的单个形象，《鸟儿问答》在树上增设了两个鸟人之间的对话与唱和关系，使得那种半空中的生活更趋自足感，鸟人似乎已经不再关注向尘世表露自己的姿态与立场，而是在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关系里获得了精神的安慰与满足；那样的场景与叙事里潜藏着一种为知音而歌唱的中国传统式的动人情怀，他此前的作品《东方不败之二》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题材，如今更是被发展为系列性的创作；而相较于过去的诗歌与艺术对这个题材的抒情性表现，广慈的作品来得更富有他个人独特的戏谑感，那些人物似乎浑身懒洋洋地，有几分冥顽，几分憨傻，在民间化的草根形像处理倾向里似乎暗含着大智若愚、返朴归真之感。与之相映衬，在他的另外一些作品中，摆脱了现实重压、悠然于天地之间的情绪同样被显示着，譬如《烟》所刻划的那个胖子斜躺于高石之上，似乎正俯瞰下端的繁忙劳碌的世间，而他自身对于过去的记忆已经如同手中的烟团一样逐渐地消弭。

与这种“轻逸”旨趣的追求相伴随的，是他对于语言本身和细节的追求，那些人物各异的表情，纤长、垂落的柳枝，凝固的烟团，以及为每件作品配置的假山石底座，都可以视为他沉醉于创作过程、从而使作品更具文本的趣味性与“可写性”（Scriptible）的佐证——话语不再充当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是“在语法结构与句法结构之中嬉戏”，转变为了一种诗性的追寻。他曾经就自己的作品中那种夸张的想象力抱怨说：“我觉得大多数人只看到了这种表面的不可能性而谓之幽默，却忽略了那种因为意像的不可能性而产生的诗意”；如今则可以说，一种真正的诗意处在了自我凸显之中。

很显然，这些作品已经摆脱了二元对立及泛政治化的表达框架，开始提供一种个人审美的创造性表达，正如“鸟人”的形像源自于八大和卡尔维诺的双重启示，他向我们显示的方向或许就是，要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寻找一个未来；这显然是一条充满可能、值得期待的道路，同样，值得赞赏的是他越来越强调艺术家的个体身份和艺术本体的方式，不过，对于他来说，需要警醒的是，这种“不立危墙之下”的态度是否会来得过于轻快了？在那些正在构建的形像深处是否含有一种成功者的优越感与冷漠？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轻”的追求之中应当继续包含着对于“重”的现实前提的不懈质询与认知，因为，在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年代，集权制度的高墙只是无限地推远了，而非已经拆除——实际上，这也是我格外钟爱他众多新作之中的那件《仙猫》的原因，那只猫高高地蜷伏在长满尖刺的仙人掌顶上，轻盈而安宁，但依然保留了身处现实环境之中的创痛感。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