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我看到了李克难的绘画,他画了一个个沉睡着的男人,在睡梦中都那么紧张,放松不下肌肉,甚至像石刻,像处于濒死之际,沉重感弥漫在画面内外。他们的情感、目的、个性、社会交往、家庭背景乃至生命时间仿佛都被掠夺了,连肉身都凝固了。他们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群,等待着他人走近,等待着呼唤。
当我得知这些被表现者并非臆想或采风,而是李克难与之长期相处并至今仍生活在一起的人物,我便知道,艺术家在作品中制造了个人与对象之间的互为体,他高度主观地把他们从具体的环境里抽离出来,选择了他们最表露本相的酣睡一刻加以表现,同时把自己的感情和人道关怀投射在他们身上,寻找着已从躯体飘散的精神,以及精神对于人的肉身的真正意义。
这些作品,是李克难对现实与自我的发问。
曾被漠视的人群
艺术是李克难灵魂中的一半,他不矫情也不虚荣,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绘画,用绘画来提炼自己对人与人问题的思考。这几年他所画的这一人物主题,对他来说是人生追求的必然。
李克难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做过两年公务员,工作、家庭和生活与所有知足的年轻人一样,但这一切都不是他所要的。家里曾为他安排了一条颇为安稳的经商之路,他却为寻求艺术创造的空间,离开家乡踏上了去南方的寻艺之路。这些经历对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躁动与观念冲撞,他的寻艺之路飘飘荡荡,最后终于在上海找到自己想立足的地方──并非一切随心所欲,他成为一个石材加工工厂的设计员,每天和采石工人同吃同睡,整整四年,风吹雨落,初衷不减。作为艺术家,他需要施展的空间,为了生存,他需要让身体有个存放之地。寻艺之路的失落与颠离,使他从生理到心理彻底体验了人生历练的过程。他融入了那些来自贫困农村的采石工人,发现他们是自己最合适的绘画对象。他们如同亘古不变的沉重和疲惫,在劳动重压下肉身和精神的游离,对应着他内心一直想要探索的东西。他拿起笔开始画他们,从中享受到了生存需求之外的精神的充实。他很满意这样的生活,认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
从他的作品来看,无疑对这一人群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中国人的生活在社会的激变中发生着冲突和变异,社会大潮席卷来席卷去,制造了各阶层的分界线与不平衡。腹地深处的农村人群,永远是被边缘化、弱势化而抛在变化的末端,但他们仍蹒跚地追赶着,试图在城市中得到一点余光,照亮自己和子子孙孙。他们离乡背井,孤独而艰难。这就是李克难所表现的农民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群被认真地置于绘画中心的“人”,也看到了他个人的人道印记。这是一个被艺术忽视的暗色群体,所谓的主流社会往往根据需要用他们点缀颂歌,而漠视他们的肉体重压和精神饥荒。因此,李克难在绘画中的情感倾注和深入刻画是难能可贵的。
他选择了这一群体的一个特定状态──沉睡。他只捕捉一种独特的原始的身体姿势,画面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叙述,没有多余的表现手法,显得很直接又很单纯。沉睡的农民工疏离了周遭环境以及种种制约,然而能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孤独、疲惫和流浪感。一般来说,当代绘画在表现中会注重主观的裁剪和重组,以求暗示主题,而他只用了写实加表现主义的质感,以灰褐色较多的色彩和温和的光线进行呈现,没有试图将某种意念指向和情绪感染灌输给观众。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但在使用写实的传统手法同时,又以当代艺术中注重的精神揭示来进行转换和链接。
李克难自我放逐式的艺术寻觅过程,为刻画表现对象而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修行式体验,以及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载体所显示的重负、苦难和期待的解脱,都带有宗教式的意味,而所有的宗教修行都为了达到某种精神的理想。于是我们想到了“救赎”两个字──对艺术家自己也对他寄予极大同情所表现的对象。这个非常双关的自我意识出现在李克难的思想中。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赎,也希望他的表现对象们能够得到救赎。由此我们发现这批绘画充满了人性思考,一个个睡着的农民工的形象,被导入了一个西方艺术中常见的命题,即对人类状况的悲剧性及如何拯救的思考。以肉体受苦作为精神超越的见证,在它们的互为关系中引发自我拯救与救赎力量的产生,李克难的作品在有意无意之间向着一些人生的底蕴探究。
肉身承载的重负
当我们观看李克难笔下这些有着僵硬睡姿的人物时,不禁会浮现出许多问号:他们来自何方?有着怎样的父母妻儿和家庭生活?曾有过怎样的人生梦想?又将得到什么?为什么全部是男性?李克难抽空了这些人物的属性、个性和所有的背景,强化了人的虚空性和灵魂的空荡。正因为人物被取消环境关联而高度的概括化,因而产生了众多广义的联想话题,使观者去关注和诘问这些沉睡人物本身的意蕴。
在当代艺术中,人物绘画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在我们越来越多样化的生活中,人物与空间是移动的,出现在绘画中时,无论写实的还是抽象的,都脱离不了经过构筑的环境关联。在李克难的作品中,静止的人形以身体平躺与侧卧的姿态,展现了本身的语言与诉求,这是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由艺术家所给予的被设想的处境。肉身的独立性在画面空间的挤压下,直射观众的眼睛。李克难大量重复着同一类型的不同劳动者的睡觉形态,突出了肉身本来的含义,让观者从肉身去思考环境对鲜活健康的人所造成的形体改变和精神压制,这也是今天对人像表述的一种超现实的方式。正如米开朗琪罗所说,当我们来到世界上时,我们是一个雏形,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已经被雕刻成了各种各样的人形。李克难表现的正是被环境雕刻后从生命之初的灿烂而变得凋零的人形,从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命运的沉重和人生的悲剧感。这些很有波普艺术意味的图像,暗示的已不再是环境中的人物,而是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肉身在环境重压下的无可奈何,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个体的尖锐的图像形式。
肉身是灵魂(或说精神)与环境之间的一个载体。李克难暗示了肉身永远是不完美的,承载着苦难的重负;同时肉身又是无法被丢弃的,这种承载将延续到生命的终结,即使在睡梦中也无法解除──在他的笔下,那些沉睡的男人都肌肉紧绷,肢体紧张,并没有丝毫的轻松。它们需要被同情、被拯救,需要解脱,然而自我涅槃何在?怎样让肉体重生?这是一个画家无法回答的问题,他只是让人们认识自身和他人的矛盾。
在这个图像形式中,我们还看到了一种艺术家和社会的沟通方式,这种方式是自审式的。艺术家在作品中设置的个人与对象之间的互为体,在提升着自己。他把个人对生命的审视融入沉睡的不同人形的塑造,创造了一个自我思考的精神熔炼的空间。他在试问,他在表述,以求能让我们在匆忙的人生行程中停下来思考片刻。是社会在侵吞人们,还是人们在营造社会?是环境塑造了人,还是人改变了环境?这个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悖论,让人类无休止地摸索着。李克难绘画中出现的那些人像,已不仅仅是表现一些我们已知的个体,而关系到我们的世界与历史,提供了深入的思考。
救赎的精神力量
回到我在前面已提起的一个话题:救赎与自我拯救。李克难的写实人像在抽空了属性、个性和环境关联之后,强化了人们在视觉上对这些躺着的沉睡人的直接的身体感悟,对灵魂(或说精神)的呼唤便自然地出现了。经济和财富的快速增长点燃了芸芸众生的狂热,也造成了人的忙碌与麻木、冷漠。李克难笔下的工人就像他们工作时手下的石头,僵直佝偻。他的内心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怅感,在画面中流露着。对生命的惋惜,放射状地弥漫在空间里。当艺术回归到对原生的人类的思考时,艺术家往往发出悲怆的呼喊,一如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恳求般地呼喊:人啊,你们拥抱吧!在李克难的作品中,我们也隐隐地听到了精神救赎的呼叫。
救赎是一个富有人性的话题,它最早来自宗教中原罪的观念。但现代社会中的救赎已具有不同的含义,人类需要在高度物欲的环境中回归纯净的精神世界,需要在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中获得解脱走向合理的生存。绘画作品无法提供全部的答案,但李克难通过他的人像至少提出了一个诉求──让这些人群获得应有的尊严吧,让人类与生俱来的欢乐和充实的精神重回他们身上吧!当一个艺术家能够站在现实土地上,从人性的角度充满爱怜地审视社会和人群,他的感情已与自古至今的文明主流接通。最有意义的艺术总是开掘着最基本的人类命题,我们在李克难的人像作品中看到了这种倾向。
肉身与精神的主题,在艺术中是一个长久被关注的表现对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肉身是人们理想的唯美的标志;在现代主义时期,肉身又是不同艺术流派的创作载体;在后现代时期,身体更是成为艺术家的直接描述的对象。肉身在当代艺术的演绎中可以扮演各种变化的角色。而人类的精神,总是超越着、反叛着、引导着肉身,从此岸渡向理想的彼岸。我不知道李克难下一步的艺术道路将怎样走,但希望他坚持已有的相当纯粹的开端,继续关注中国社会中那部分人群的生存状态,同时也能在作品中成功地实现现代艺术语汇与写实手法的转换与交织。
(作者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