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林画的是人，却对人的行为充满着失望；王炎林的画风和言论表露出桀骜不驯的天性，却有着一颗慈悲而脆弱的心。数年前，西安市仰慕巴黎的草坪，砍树植草，他看到一排排活生生的大树在电锯下顷刻毙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是野生动物的领养者，爱动物如爱子女，痛恨打猎，认为蛇的眼睛也比人的眼睛善良。餐馆厨子宰杀野生动物，他会当场发火。西安不出狂人，王炎林例外。陕西画坛评选十大名家，他在候选之列，却声明退出这个沾染是非的名利场。他议论美术界的不良人物，常常脱口抨击，如扫秕糠。他视批评为良知而非职业的同义语，敢于当面指责离谱走调的批评家。每逢研讨会发表意见，总是有话直说，锋芒毕露；一言不合，立即反驳。他发言讨厌念稿，即席开讲，慷慨激越，直穿听众心脏。他说自己在清醒时比别人糊涂，糊涂时比别人清醒，也就不在意纵酒而致糊涂。酒能消解胸中垒块，也会伤肝，肝伤则火旺，火旺则气盛，气盛则多梦，梦中也发怒。这是古人的看法，也是他的日常表现和画面写照。他是这个时代残存的理想家与自虐者，既严以律己，又厉以察人。所有看不惯、听不顺的对象，都会使自己痛苦，也使别人痛苦。每当自己的言行失控，便怀疑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的狂躁症。王炎林的重彩大写意人物，比他为人更加直露。它们用笔狂放，用色浓郁，造形异常，造境突兀。它们排除了社交的修饰与客气，洋溢出愤世嫉俗的血性。它们是美术史家关注的艺术，却不入俗眼，也难进客厅。他的画，表现的是个人在社会生存中的焦虑，传达出人类是自己的敌人和人类是自然的敌人等悲愤命题，揭示的是现世的痛处，鞭挞的是人间的荒诞。他的画如同秦腔高亢震耳，如同陕西的食俗辛辣而又滚烫，让你品尝时涕泪俱下。跨世纪中国水墨画坛流行暴戾粗率的画风，美其名曰表现主义或大写意，其实大都是表面的造作，意境索然无味，惟有王炎林等少数特立独行的性情中人，其人其画，才是心意的自然抒写。他笔下的乡土人物，不是生活的再现，不是单纯追求笔墨的游戏，而是带有象征意味的表达。他的画，如同从血管中喷发出来的艺术，是他生命的体外部分。他的这类作品是优雅的反证，画坛不可太多，却不可没有。他从来不满意自己的作品，甚至认为未曾画出一幅好画。这显然是对大写意提出了难以企及的目标。近年来，王炎林控制饮酒，画风为之一变，画中甚至出现了抒情的淡墨仕女。他的新作，摆脱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情绪，少了愤怒，多了理性与幽默。这是艺术的自我调节，是心气的自我约束，暗合了新世纪的艺术大势。他控制了酒量，也控制了画面。地脚线用来稳定构图，确定的形体用来取代张扬的笔触。他试图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以至油画与国画等对立因素，借用各色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捏合在一起，造成视觉反差与观念回味。对国民素质的抨击，在这批新作中转化为调侃。画中的人物大都有眼无珠或无眼无珠，只有穿婚纱的中国新娘赤身裸体地瞪着美式巨眼，穿着皇帝的新衣同侏儒新郎面对相机傻笑。这批作品的画中人，差不多都有一张大嘴。国民嘴巴的功能，好吃第一，好色第二，体现的都是欲望。王炎林画中的嘴巴，占地面积不大，却流露出吞噬天地的贪婪。

王炎林曾被视为画坛新派传教士、另类和狂人。其实王炎林的艺术并非另类，而是画坛的习气过于刻板。王炎林为人并不狂妄，而是文化氛围过于萎缩。王炎林的精神没有分裂，而是他的精神同疯狂了的世态与国民心态发生了分裂。王炎林痛恨人类的罪孽，他宁愿与处于弱势的花木与动物为伍。家里的猫死了，他如丧考妣，如临末日，破例与夫人挽着手在行人如蚁的大街茫然行走，却感觉更加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