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之八》 150×130cm 2011 布面油彩

我个人不愿意给刘国夫固定一个东方式的概念。因为在刘国夫作品中“东方形式”并非是一个文化特点，而是一种自然属性。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成长于这个环境之中，会有一种自然属性，这种自然属性是每个人身上流露出来的喜好，性格、判断、习性等。

我觉得刘国夫的作品探讨的是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话题，涉及到生命、存在和永恒性，以及一种悲观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是在一个向往理想生活中，自然就有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简单的东方可以概括的。

这两年我们对社会学、政治学进行反驳，实际上有一个语境，就是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社会学系统之内的方法，忽略了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面。我们今天谈到宗教的作用，宗教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牵引力，它是非社会学、非理性的，它是从社会学角度转向文化研究的。我们可以说宗教和神秘是一种科学和自然无法解决的对人性的救赎、对善的强调、对理想的关照，它和我们的政治、社会学的区别是，它是非反映论的，也是非现实的，也是非情境主义的。

我们今天中国忽略的另一个大问题：肉身经验。实际上刘国夫的日常作为他的肉身经验，和我们的存在是有关的，因为我们现在缺失的是整体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形而上学；同时也缺失了作为个体的真实存在，作为我们的现实的关照。刘国夫的作品实际上是在日常中，把知识体验化，知识在他那里不是作为策略，不是作为讨论的对象，他的整个作品有自己的系统性，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发现早期、中期到现在的作品不断的在改变，具有不断的反思性和开放性。

那么这种反思意识何来？就是遭遇现实。在他的人生情境、在他的人生体验改变之后，改变了他的问题意识。那么他的问题意识也使得他重新回到现实去不断地汲取，这是一个互动过程，正是这种互动过程，使得我们的状态、开放性得以实现。

我们虽然今天强调实验，但实验有一个问题，实验仅仅是一个状态，它不意味着实验的结果就是好的。我们今天可能强调反思、强调批判，但这仅仅是一个态度，态度不意味着思想的物化和意识的物化，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好的作品。

当我们看到刘国夫的作品，我个人觉得一个艺术家在十多年中，坚持自己的系统，这种创作对于今天来说并非是一种主流式的。因为我们今天存在着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去解决，因为人的存在和人的权利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诉求。同样，我也不希望很多具有独立性和边缘性的艺术成为庸俗主流的陷阱，我们应该强调它们对主流的一种修订作用，并不是完全推翻，取而代之。

同样我们回到传统，并不是说我们回归传统就是抛弃西方；而是说它还有另外一种参照体系，供我们打开思想的开放性。我们理应学会包容和开放的看待，从不同的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文化研究的角度，不断去汲取各种资源，构成知识分子的开放性。

我再回到刘国夫的作品，因为我和刘国夫同在南京，比较熟悉。我觉得在刘国夫身上可以有一句我们经常谈但是大家又可能觉得很肤浅的一句话，但我觉得它很真挚和朴实，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刘国夫的作品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他的生活状态，来源于他的个人兴趣，来源于他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或者说来源于他的自然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