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夫 《异景之二》150×180cm 2011年 布面油彩

最近这几年，当代艺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去政治化”的当代艺术大量涌现。其中的手法与路径也非常多元，有的强调观念，有的强调艺术史的逻辑，有的注重传统图式的表达。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涉及政治，并与当下的文化现实保持一定距离。

另一个变化是“回归传统”。今天艺术界对“传统”的关注，深层次的原因是与过去30年中国当代艺术所赖以依存的文化环境和创作逻辑的变化有关。今天，“传统”之所以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主要还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伴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个民族国家在文化与艺术领域所应具有的民族文化身份，及其文化主体性问题。这种语境也自然会唤起中国当代艺术在文化主体意识上的自觉。虽然说回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回归”背后可能设下的陷阱：首先是生产出“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其次是“打文化民族主义”牌；第三是迎合艺术市场（大部分所谓的“回归”作品，其实是唯美而缺乏文化深度的）。

第三个是审美的回归。审美的回归不是说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形式美”的老路上，针对的也不是反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种艺术本体论，而是从现代主义的意义上，强调个人的原创性与审美的独立。

有了这三个大的背景，我们再来看刘国夫先生的作品，就可以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在利用传统的过程中，我们怎样才能区分艺术家是真诚的，还是在投机，或者说是“伪传统”的呢？在我看来，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看其作品是否有线性的发展脉络与创作观念衍生的上下文关系。

刘国夫先生的创作脉络非常的清晰，在早期的作品中，有几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对光影的使用。这批作品虽然吸纳了西方印象派对光色的处理，但这些光更多的是与时光、记忆有关，而且，还让画面弥散出一种浓郁的宗教体验；另一个是这批作品是可以从视觉的象征和隐喻的角度展开讨论的。透过画面的氛围，我想它可以对应于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后，所呈现出的个体艺术家的思考，这种情绪应该说比较复杂，有忧郁、有感伤，也有惆怅。

我把从2008年到2010年的作品，主要以《异景》系列为标志，看作是刘国夫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突出了意象、诗意，注重作品的表现性。这批作品非常强调自身的个人风格，注重画面的营造，大气磅礴，有强烈的书写性。当然，这种书写性会具有双重的意义维度，一方面是使作品具有抽象——表现的特点，另一个是为作品赋予了一种潜在的文化身份。当然，这批作品也得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避免程式化。

我个人比较偏爱《恶之花》系列，它们的画幅虽然小，但作品的情绪表现则非常充分。“恶之花”的标题会让人想到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主要来源于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但对于刘国夫来说，“恶之花”更多的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剖析，情绪是异常复杂的，感伤、忧郁，甚至充斥着一种苍凉。另一个特点，画面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叙事性，在视觉结构与画面情节中，都隐含了强烈的冲突。我比较认同王林的看法，就是需要把刘国夫先生的作品放在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下给予讨论。总体来看，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作品内在审美气质的显现，这主要源于艺术家对意象性、书写性、表现性的挖掘与使用；从这个角度讲，刘国夫是一位非常善于转换传统绘画资源的艺术家。另一个方面是，作品的情绪能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下产生意义。对于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或者说对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现代人内心所普遍遭遇到的焦虑与困惑，无助与彷徨，均能在刘国夫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契合点。我对刘国夫先生未来作品的一个期待是，能将对个人情绪的捕捉与表现，最终提升到一个时代的心灵史的高度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