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春天，海婴先生逝世了。看到讣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发的海婴，却是1936年鲁迅过世才几天，海婴坐在父亲书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一个七岁的丧父的男孩。
我有幸见过海婴先生三四次，斯文谦抑，典型老派上海人。末一回见他，是在2009年海婴先生摄影展宴席上，人很多，他不断从座中站起，接受敬酒，随口说几句自贬的笑谈，显然有老来头一次办展览的那份轻微的惶然。上一年，我被令飞兄领到海婴先生的木樨地寓所，老人家正为展事整理照片。他从书房出来，爽然坐下，上身凑近我，说是你看看哪些可以展呀——这一刻唤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小时候，上海中产阶层的父辈对孩子，常是这种男性的蔼然而大气——才看十余桢照片，我暗暗惊讶了：这莫非是另一套布列松式的上海摄影么？时在政权更替之际，海婴年方二十岁。
鲁迅从文，自小酷爱画画，海婴专攻科技，终生喜欢拍照。说来并非虚妄而牵强：这对父子间有迹可循的遗传，是迷恋图像，敏于观看。
早在1904年，青年鲁迅即痛感于围观行刑的镜头，以至弃医从文：此事非仅关乎道德层面，更触及影像传播的文化命题。上世纪初，西方日后繁复万端的影像论述远未出现，直至九十年代，始有域外学者取后现代意识专文剖析鲁迅此一公案中“看”与“被看”的多重关系和复杂隐喻，而鲁迅当初的痛感，早经浓缩了八十多年后的论题。他对影像传播的预见还在二十年代的一次谈话，说是日后教学必将介入幻灯（今称“多媒体教学”）。客居上海的鲁迅还是一位热心的电影观众，也喜欢拍照片，海婴诞生百日，一家人就打扮整齐，去照相馆。鲁迅的杂文几次谈及摄影，均有独辟的见解。
要之，鲁迅于古老的文字与绘画之外，格外瞩目新兴影像媒介。欧陆第一批洞见摄影从深处改变传播功能的文人，是十九世纪的波德莱尔到上世纪二战前夕的本雅明；五四一代见及于此而有所阐发者，就我所知，似惟鲁迅而已，刘半农谈过摄影，究竟浅得多。今日中国已在数码影像时代，影像研究的译著很不少，据此而喋喋议论的本土文人渐渐多了，但如鲁迅般锐利而准确的直觉，还是罕见。
在鲁迅书信中，海婴好奇而顽皮。这位迟迟生育的父亲过早离世，再不知七岁后的男儿将有怎样的才志——世人，自不免将海婴永远认作鲁迅的儿子，这是他毕生为人的难——鲁迅当然想不到孩子日后成为无线电专家兼人大代表，更想不到海婴的热衷摄影，承续了父亲敏于观看、富于同情的天性。
青年海婴瘦而高，梳着分头，西裤马夹，是我幼年常见的上海富家儿模样。说海婴富家儿，不确切，他与母亲曾有过艰难时光，但晚年鲁迅的山阴路寓所，及后母子俩迁居的霞飞坊，均为中上阶层住宅区，直至文革前，那一带老少男女走出来，便是这等气质与扮相：干净、入时，适度讲究，归于有教养的质朴。解放后，母子俩成了高干阶层，青年海婴一脸的单纯而无辜，正是当年典型的名流子弟。
在上海，在相对宽裕的知识家庭，海婴十岁即摆弄半导体和照相机，再自然不过——五六十年代和整个文革期间，一个少年人拥有自己的照相机，百千之中不及一二——可喜海婴终生葆蓄这份业余爱好，不事声张。相较父亲高度自觉的书写生涯，海婴拍照，毫无野心，他甚至不曾设想这堆胶片的珍贵：这是潜藏摄影自身而被时常错失的见证价值，这价值，缓缓显现，有待岁月，关乎记忆，关乎记忆的淹没，或者缺失。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这批照片捕捉的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大量细节，包括政权交替之际若干政治人物，成了那段历史的孤证。以下朱其的评语，允为中肯：
“建国六十年来，关于新民主主义十年时期的影像都是公共意识形态或者国家主义的政治图像，迄今未曾发现过像周海婴拍摄的如此数量惊人的有关那一时期的私人影像，原因在于，当时拥有照相机的人群不是太多，而且一般也没有多少人会在建国后选择歌颂主流之外的私人角度，来摄取宏观的“解放”市景下的众生相，即使有类似拍摄者，大部分照片亦在文革中被销毁。”
朱其并且说：唯一能够与之并列的同期摄影，是1948-1949年间法国人亨利 卡蒂耶 布列松在中国拍摄的伟大作品。或曰：一位法国资深记者与一位上海弄堂青年的照片，能够对应么？事涉影像，历史别无选择。而影像见证的雄辩，非仅定格于天才的“决定性瞬间”，同时，取决于历史的“决定性地点”：当1949年中共军队大举南下、民主人士群集北上，布列松与周海婴的镜头正对准中国现代史关键时刻；还是这两个家伙，紧握照相机，在解放之初的上海街巷穿梭游荡……这时，历史确实等候摄影者给出犀利精准的一瞥，但摄影者的“在场”，或许比“决定性瞬间”更具决定性——在当年航向东北的油轮上，我们无法确知有没有其他摄影人，但周海婴在。他不是记者，没有任务，是他母亲的随行家属，带着照相机：在甲板上，车厢中，会议间隙，没有人会拒绝鲁迅的公子为他们拍照，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郭沫若、侯外庐……都算是海婴的叔叔伯伯，他们看着他，如对族中的晚生。
相对布列松的锐眼和政治敏感，1949年前后的周海婴是位时代的处子；相较北上政客极度亢奋的群体性天真，海婴尤其是个处子：他对甫告诞生的新中国的热爱，等同年轻人的好奇，他的拍照的冲动，源自大男孩渡海远航的兴奋。再精明的职业记者也难获准跟随这趟秘密旅行，尤难接近当时作为高端政治筹码的名流，但海婴全程在场，坦然面对所有人，纯真地观看，然后摁下快门。
而上海解放初期的摄影，是北上旅程那份兴奋感的自然调节：他回到自己的天性。他的观看，如镜头，对人对事，不存偏见，家人、亲友、邻居、小贩、乞丐、庆祝游行、夏季水灾、同学郊游……细心的观者如果留意照片中处处透露的好心情、和平感，及内战之后的生活憧憬，是因海婴正当恋爱：那幅构图舒展、意气欣然的自拍照——几位青年环绕着大树——正中间的女子便是海婴的意中人，她是那组照片里再三出现的沪上三姐妹之一，日后嫁给了周海婴——爱意、新中国，正当年轻，同时眷顾这位迷恋拍照的公子，如明丽的晨曦，照亮了海婴那一时期的全部照片。没有冲突、阴郁、痛感，也不见丝毫政治意识和宣传性。在周海婴的目光中，可见的世界是他的母亲及其长辈，是他生长的大上海，还有，他爱慕的人。即便是穷户与乞丐的悲苦相，也构成一张张望之善良的照片。
布列松的新闻摄影和周海婴的私人照片，分别留取了1949年前后的中国的真相。同一座城市，同样的市民，在布列松那里，我们看见时代崩解，政权的胜败；在周海婴那里，生活之流并未切断：战时的纷乱过去了，日后的政治严寒尚未到来，民国的上海，风神如昔。甚至在我六十年代的童年记忆中，海婴拍摄的人物与弄堂，几乎未变：街坊邻居住满老上海市民，彩车上的肌肉男仍是游行队伍的看点，被路人围观仰望，殷实家庭的琐碎讲究和婚宴扮相残存着民国的余绪，宗教仪式已被禁止，我不记得儿时见过牧师与信众出入教堂，但始于1959年的饥荒年代，我家弄堂口也常坐着来自皖北饿乡的乞丐……是文革中断并扫荡了所有人的面目神情和生活方式。只消略一翻阅《老照片》系列，不算清末民初那一段，中国无数照片中人文样貌所呈示的裂变，始于1966年，其时海婴将届不惑之年，儿女成群，很少拍照了——晚年的海婴重拾摄影，有一幅胡风之子与胡风遗孀的家庭照：重聚的一瞬，隔代沧桑，鲁迅的公子拍摄了鲁迅的学生的公子。海婴早岁摄影的欣然纯真，消失了，惟余老来的凝视——在海婴私人相册中，共和国初年的明快影像已是遥远的斑痕。
永逝的五十年代，永逝的老上海。我猜，布列松会乐意看看这批照片，欣然核对他曾短暂游荡的这座城。
由文学而著名的鲁迅嘱咐孩子莫作“空头文学家”，由父亲而著名的海婴，毕生谦抑，藏着自以为无用的“记忆”，未敢示人，以至不知其珍贵。这对著名的父子各自见证了嬗变的时代，两代之隔的言说方式，则分别选择了嬗变的媒介：在书写时代，因苦闷而呐喊的慈悲心，鲁迅以入木三分的文学描述清末民初的众生相；在影像时代，因善良而观看的好奇心，海婴悄然自喜，沉溺摄影，留取民国末年接连共和国之间的韶光。海婴先生过世了，他早就完成的遗作，就是我们有幸面对的这些照片。
毕生承受鲁迅的盛名，同时，长期被权力，也被公众，有意无意摈除在这份被剥夺被掌控的文化遗产之外。晚岁，海婴从《我与鲁迅七十年》的书写中，抬起头来，正视自己，并获得正视；暮年，海婴含笑拿出这份被他自谦为业余的、封尘六十年的照片。有如一组迟迟告白的心事，一幕被隐藏的剧情，在这批意外出现的照片中，我窥见惟父子间才会牵连的内在理由。我说不出这是何种理由。做鲁迅的儿子，难有作为，无须作为。临终前的海婴，竟是这样地带着一份自己的作品，回向父亲身边。
2011年9月1日写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