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第一次看到毛同强的作品。它处在困扰中，图形、文字、概念和心理上的冲突清楚可见，覆叠平面语言和现实的态度、情绪的表达很挣扎。
四年前，他的第一件装置作品《工具》给我的震撼很大。当一个物质本身呈现的时候，这个作为“工具”的物质，曾经是被赋予另外一种含义而被人们使用，这个“工具”在一个语境里，无论是技术还是生产力的变化，它被抛弃，或者说是失去了它的使用功能，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一含义在镰刀和榔头这两件工具上被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两件工具曾经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它从共产国际开始就被赋予了作为一个劳动阶级的象征。《共产党宣言》里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是整个世界。”可以看到工具被赋予跟革命、财富、自由和个人的权力有关的象征。它具有很大的荒诞性。镰刀和镰刀放在一起，榔头和榔头放在一起，放在展示的空间里，多到会撑破大多数画廊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在是一个形式的表现。“艺术文件仓库”做这个展览很合适，艺术文件仓库是一个半公开、非营利的机构，我们愿意处理和展出复杂和不清晰的作品。
不清晰性是毛同强作品的另一特征。他的《档案》是我一直有兴趣的作品，我做四川调查，杨佳档案等，对档案很在意。档案是给历史留下最后的一个痕迹。无论你怎么处理，用什么方式处理它，之后看它的时候，你都有了一个评判的依据。革命的时期，人们对档案是很认真的。毛同强给我看了一份文革档案：一个医生，从东北搬到了宁夏，他在给人行医的时，在医务室里说了一句话，后来由几个不同的人来认证这句话。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系统，做的调查是什么样的调查。档案不仅反映了一个政治的一个体系、控制方法与模式，它用细节来印证。现实是通过政治中的每一个人来完成的。这个体系我们都清楚，但是谁来完成它呢?是那几个证人，自己和旁边的他人构成的一种关系，一种支撑国家的关系。我希望做一个关于档案的电影，类似于故事片的。当然，这个档案的资料后来再次遗失了，给它增加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毛同强的另外几件作品，一个是《地契》，另一个是关于信仰的，现在这件作品《我有一个梦想》，关于马丁·路德·金的著名的讲演。毛同强的作品都有一个特征，它具有类似于一个研究学者或是一个信息采集者的特征。面临着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或者说当他跨过一个若干个不同类型时期的时候，有大量过去的东西在流失，新的东西在不断替换这个旧的东西，在这个流失和替换中，什么会仍然被借用或再次沿用，被赋予另外一种语义。这是他的一种工作。做这同类工作的艺术家，同类作品的并不是那么多，有的做些小的尝试，但是很少有做的像毛同强这么有规模和完整性的作品出现。语言的完整性很重要，它不仅是对作品本身重要，而且是对历史的负责。如果不完整的话，就属于野蛮开采，把这个资源给用坏了。野蛮开采是具破坏性的，在所有行业里都是这样，逮着没想好就弄了。作品跟毛同强的个人经历和社会态度有关，他一直很谨慎。同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操作，一年只做一个作品。在心态上放松和集中，他把这件事做的尽量完善化。因为人就是他的艺术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说明了你是谁，说别的没用。作为艺术家，当然是用作品的生成方式来呈现。毛同强的经历比一般的艺术家要丰富，他的框架要大一些，它的完成方式、细节、语言等。涉及的范围铺的开，手段呢，也收的回来。针对不同的题目命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如果作品内容找不到相应的语言的时候，它将是一个无效的表达。
毛同强作品涉及命题很广，看似不同，但有一个核心的相关性，它与人类的处境有关。人类的处境，不是泛泛的，是跟他个人的处境有关，这个关心有形态的表达，或者是纯形式的语言。毛同强的语言由人类生存形态、人的发展或者是历史的变迁，由他个人的重新组织表达。它有“史诗”的状态，沾染某个时期、某种特殊领域的气息：宗教的、记忆的，或是财富的、土地的，又或是与革命有关、与人群有关的记忆。这是需要很强的经历和思考才能完成的作品。作品往往会被人们忽视，当它一旦成型后就不容易再被忽视。多数艺术家是没做这种准备的，从学院接受教育的艺术家是很难再回到一个真实人的情感和历史现状中，少数艺术家却能够做到。对于毛同强来说，他的下一个作品是什么，下一个诉说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他已经完成了要说的话。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生活的无序，生活的被动性，都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生活的未来和目的是不清晰的，我们已经给予的是非常被动的符号，并不是我们的选择，尤其我们这个现场的被动性就更大。
借用、挪用和对比是现代性的很重要的种种手段。这种手段包括横向的、竖向的，甚至毛同强的复杂用法，西夏民族的逝去的语言和元朝的关系、和今天汉人的关系，和今天社会的关系等等。西夏文化是独立的文化，是非常自我、完善的文化，这种文化也是常常遭遇被灭掉的。独立本身是件很脆弱的事情，依附才更最安全。实际上这里在最不安全的时候才实现了全球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又千丝万缕地依附在一起。我们是怎么看历史?我们不但需要怎样去看历史，同时我们怎么去看西方今天的文明，这个文明对中国有没有意义?除了给我们带来了表面上标准的现代生活，但从骨子里灵魂上仍然是几百年前的一片荒土。当我站在毛同强作品的石碑上读译文的时候，很感动。诗化的语言，谈到公平正义的原始价值，体现出社会和人的某种善意和它的不可持有性。这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是出自一个死在几十年前的一个有色人种人之口。我觉得它在今天拥有着更特殊的意义。虽然在时间上纯属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来自于作者长期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巧合不会立刻出现，没有一个巧合是真正的偶然，都是要有一些长期的某种类型的准备。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这种精神和观念，从语义上可以直译过来，但真正从精神和观念上完全转述，我们能否接受? 这已经是史学家的范畴。作为艺术家很难真正深入这一点，既使你深入，如果不能被现实所理解的话，它也不能被完整地陈述出来。但是，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它至少具有很强的象征性。这也是在毛同强所有作品里面的特征，作品除了它的事实依据和史料性之外，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种象征可能是宿命的，也可能是无奈的，但是，无论如何存在是具有这样的特征含义的。
艾未未 2011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