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同强的装置新作《我有一个梦》是通过一系列的转译来给予呈现的。他首先根据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于1963年8月28日在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英文翻译为中文，然后请我国著名研究西夏文专家李范文先生翻译成西夏文，并请书法家将全文2300字的西夏文书写成楷书，最后阴刻在385块石碑上。重达47吨的石碑铺陈于整个展厅地面，周边辅以李范文先生的西夏文翻译手稿210幅，形成了创作这件大型装置作品的完整过程及文献资料。在这件作品里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要素：一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成为举世闻名，具有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普世价值的人权宣言文本;二是经过两次转译为全世界没几个人能够释读的，已经消失了的中国古西夏文;三是仪式化的树碑立传场景。由此，在转译与重构经典文本中，既形成了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矛盾、冲突、排斥，抑或悖论的形式趣味，又构成了主题意义既熟悉又陌生和难以识读的处境，也折射出所谓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在交流与沟通中的尴尬，以及在现实依存中的荒诞不经。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著名讲演，迫使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为此他荣获了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他的思想和为民权所做的努力，业已成为世界民主意义与价值的经典样本，也被我国编入中学的教程之中。但这并不说明这个已被世界社会和政治相对普遍认同的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存中获得了良好解决，在中国它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此，毛同强的创作思路在于他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信誉、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都是这个病态社会中的一员。我们的生活本该是相对平等、自由的环境，然而生活的意义已被一种权力所掌控，或者说我们寻找公平公正的生活意义已经被专制抽空了。我以为毛同强在这件作品里是将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著名讲演视作一个借代，一个隐喻，体现出来恰恰是我们生存中矛盾与困惑的表征——他是在不完满的现实中寻求人权价值与意义的“梦想”。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建立西夏国前的公元1036年左右，西夏文字借鉴了汉字的形制，结构均匀，格局周正，有比较完整的构成体系和规律，具有鲜明民族与地域性的历史特点。毛同强作为生活在曾经的西夏国疆域的宁夏银川的艺术家，他利用了已然消失了的，除了几位专家，而大众都难以释读的古西夏文字作为这件作品的媒介之一，正是试图将具有世界普泛意义和价值的人权宣言变得无法释读。而石碑的样式有着墓碑和纪念的指意。实际上，毛同强是使似乎不相干的几个历史的人文片段、符号——历史的、世界的、地域和现实性的，通过一种视觉的装置，穿越时间与空间地维系、连贯起来，并极具夸大了这种关联矛盾与困惑的视觉张力，验证出荒诞的现实性基础，使荒诞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一种写实性的视觉效果。那么，这件作品就变得有意思了!因为我们都认知的这些人文符号，以及与之所对应的意义早已约定俗成和耳熟能详，但是，一旦它的文字语意在毛同强所设置的语境中无法传递和迻译时，意义就难以在场，价值从而缺失。虽然这三类文字符号都被观者看到了，但貌似汉字却无法解译的文字符号，其表意目的便付之厥如了。

所以，毛同强作品的观念与预设的场景是一个实在性的装置陈设，尽管被毛同强结合为一种平衡的状态，但当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时，却使作品本文的主题意义出现相反相成的两重或多重表现。更重要的是毛同强挪用的每一个碎片，都具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与目标，而这个主题意义又被逐渐和无一例外地被自我消解了。由此既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意味，又凸显了文化交流中尴尬处境，以及反映了我们现实生存的荒诞本质。反讽是试图以这种现实的荒诞现象，特别是对荒诞的各种造因的针砭和嘲弄。对于毛同强来说，就是通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诗)的虚置和夸张，揭示荒诞制造者和承受者双方的荒谬。荒诞来源于理性原则与客观现实的悖谬和矛盾，究其这件作品的本质而论，其荒诞的指向是以破碎的艺术形式给予呈现一个破碎的现实世界，以一个荒诞的形式直接表现荒诞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非常鲜活生动地感受到某种人性的乖张，生存的悖谬，以及洋溢出来的创作主体对社会现实的质疑态度。这种荒诞方式还在于他以仪式化的结构形态，赋予了“梦想”以庄严“形式”的必要性。这种仪式感既是对于人权价值观的敬畏所造成的庄重，又是故意使这种尊重展现为荒诞的典雅，而成为一种我们既困惑于现实，又伤感于梦想的处境——梦想难以照进现实——尽管梦想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神圣权利。也正是装置的仪式的单调之处，和对某种政治模式、社会秩序、机制系统、思维惯性的嘲弄，使他的作品观念设定在一个荒诞与自由并立，从荒诞中释放出来的是来自人的灵魂深处的另一种人性自由与解放的要求。在荒诞的背后透出了毛同强对不合理现实存在的反抗和对一种新的、更高的理想追求与梦想。由此，毛同强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自己作为艺术家应该履行的社会批判的使命。正如“梦想“的语义之一是“在梦境中能实现的理想”。也似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和马丁·路德·金在1966年至1968年遇刺身亡前多次说过的，“我在1963年华盛顿的那个梦，经常成为噩梦”。所以，这件作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我有一个梦想，我还有一个困惑”的一种反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