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eet Corner, Tallinn, Estonia, U.S.S.R., 1983

一幅主题平淡的照片能够得到评判，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曾遇到的最大难处，就是预见那一瞬间；生活的平淡成了永生的障碍。——乔治·泰斯

盖瑞·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在谈到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1938年那本著名的《美国照片》（American Photographs）时曾说，它“展现了美国是一个你能拍摄的地方”。他可能无意识地反照了“垮掉的一代”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世纪中叶那句一厢情愿的大话：他说，他可以“让托皮卡变为神圣”，大概是在寻找并揭示这座老套的中西部城市的灵魂精髓。

两方所说的，都是从同样的奇思妙想出发：从惠特曼（Whiteman）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查理斯·艾夫斯（Charles Ives）、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乔吉亚·奥吉弗（Georgia O’Keeffe）、玛莎·格拉罕（Martha Graham）、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埃文斯本人（还有其他无数人），以身作则地证明并且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美国式艺术、音乐、舞蹈和文学被创造出来。这类作品的规则、原材料、主题和主旋律可能都不是源自欧洲，而是这块土地的细节：其历史、文化、地形地貌、人民、语言，对于视觉艺术家而言，尤其包括那里的光线。

尽管乔治·泰斯在别处拍摄过一些精美的照片，但他用自己创作的岁月表明了美国是一个“你可以拍摄的地方”，而且秉承凯鲁亚克的精神，让它变为神圣。这并非在任何假冒神圣的意义上，而是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个国家如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充满了生机，散发着神秘与神奇的气息，对着这里长久凝思，即便是寻常的细枝末节，所获的提高和超越不亚于法国的教堂，或者日本的假山庭院。

“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叙事诗《裴特森》（Peterson，1946年）中这样写道，而在著名抒情诗《红色手推车》（The Red Wheelbarrow）中又将这一思想更具体地表现出来。从本质上讲，摄影所涉及的就是细节——具体的物和它们所反射的光。因为这些构成了直接的语境，而泰斯最关注的“物”，都是在美国东部海滨找到的，特别是在他的家乡新泽西，他的家族在那里可以追溯十代。经年累月，他的活动主要围绕着裴特森城，和威廉斯博士一样，深信这里可以充当一段史诗性陈述的依据和主题。

威廉斯分期写出并出版了他的长诗，泰斯也一样，一次又一次回到这座典型的北美城市，现在已进入详细考察的第五十个年头。裴特森成了美国东部城市的典型，一侧受海洋的挤压，另一侧则是广袤的大陆。泰斯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本书《裴特森》（1972年），用以庆祝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次个展，这使得泰斯成为当时在大都会展出的少数几位仍在世的摄影师之一，当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这本书让泰斯在批评界获得了相当的认可，也得到贝列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han）、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拉尔夫·施泰纳（Ralph Steiner）和约翰·沙考斯基（John Szarkowski）等行家的赞赏。至今为止，这仍然是任何一位有创意的摄影师对这座城市做出的最长期、最广泛、也最为严肃的回应。（2006年，他出版了《裴特森之二》，收录了自第一卷出版以来在那里拍摄到的照片）。

泰斯往往致力于大型项目，并且以连贯的书籍和展览形式来还原这些项目。他的作品让他横跨了美国大陆，甚至远及英国和前苏联。他尤其被那些很小、又不起眼的城市甚至小镇所吸引，一个或数个世纪的人类居所仍可以看到。他的第九本书《林肯》（Lincoln，1984年）是为庆祝美国总统林肯诞辰175周年，呈现了为以林肯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城市雕塑以及各种冠以他的名字的场所和物品拍摄的照片，包括一家汽车旅馆和一辆豪华汽车。为了1988年的《故乡：一次美国朝圣之旅》（Hometowns: An American Pilgrimage）这本书，他走访了三个完全不同、但现在成为标志的美国人的故乡：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印第安纳州费尔芒特）、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伊利诺伊州迪克森）和马克·吐温（密苏里州汉尼拔）。

泰斯出生于1938年，通过因为一种传统的方式接触到摄影。一开始他只是十几岁的爱好者，加入了当地摄影俱乐部来磨砺自己的技能，在中学就学习商业摄影，辍学后又在纽华克一家照相馆任暗房助手，17岁时参加了美国海军，很快在美国海军超黄蜂号航空母舰上成了首席摄影师。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时拍摄的一幅照片，航母船员在讲一架不慎失火的直升机推入海中的场景，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这引起了时任纽约现代美术馆摄影部主任的斯泰肯的注意，他购买了一幅作为纽约现代美术馆的收藏。当时，泰斯年仅20岁。

离开海军后，泰斯十多年里一直靠担任家庭肖像摄影师来维生。这期间他又重拾大画幅相机拍摄作品，掌握了照片印放的手艺。他也偶然邂逅了已故的李·威金（Lee Witkin），并帮助他成立了威金画廊，这成为纽约致力于创意摄影的第一个成功的商业画廊。之后接触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经典摄影作品，让泰斯探索了当时早已过时的铂金工艺，他首先调整了自己的作品，然后在曼哈顿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和其他地方授课。

这使得泰斯成为今天所谓“可替代工艺”运动的创始成员，这一运动重新引入了很多早已废弃的底片和照片制作工艺，使之成为当代摄影的工具。到了1970年，照片的需求和授课的收入使得泰斯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摄影创作中，以及为别人的作品进行定制印放。他作为暗房制作师的技能，加之与威金的联系，带来了各种委托工作，其中包括由泰斯用原底片制作限量版作品集，例如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弗雷德里克·埃文斯（Frederick H. Evans）、弗朗西斯•布鲁吉耶尔（Francis Brugière）、拉尔夫·施泰纳以及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的作品。

1973年，曾印放斯泰肯照片达数十年之久的罗尔夫·彼得森（Rolf Petersen）退休。曾在现代美术馆担任斯泰肯助手的格雷斯·迈耶（Grace Mayer），为斯泰肯推荐了泰斯作为替补。至此，泰斯成为斯泰肯有生之年为他印放照片的最后一人，在他1973年去世之后仍继续数年担任了这个工作。那次合作形成的一个计划，就是1985年作者去世后发行的限量版作品集，其中的每一张照片，泰斯都在一系列现代相纸上努力达到斯泰肯原来的标准——这确实是至当时为止制作出来的要求最高的一批照片，也是由一位摄影师承担的国际上公认为他自己作品的唯一一例。

所有这一切表明，泰斯的榜样并非纽约派的摄影师们——温诺格兰德（Winogrand）、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海伦·莱维特（Helen Levitt）——用小型相机快速一瞥，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在大众的想象中确立了美国的都市形象。泰斯与他们所共有的，就是探索寻常之中存在的诗意，潜伏在单调乏味中的灵光一现。但是泰斯主要是用十九世纪的设备，即一台8x10英寸机背取景相机来创作，这促使（当然也要求）对图像的构建采取更加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态度，而大幅底片扑捉到比35毫米底片更多的信息。这些照片并非对被拍摄主体的飞快一瞥，而是长时间努力观察，经过思索，满载着让你完全沉入其中的丰富细节。

虽然泰斯的照片有时候也包括人物，但他们在画面中的出现往往并非视觉的核心，他所关注的是审视人口大大减少的乡村和都市环境，一系列有形的结构，而不是社会的相互影响。某种程度上，他关注这些场所过去和现在的居民，通过他们在那里所建设的一切以及留下的痕迹来表现他们，而不是通过当下居民的行为与活动。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动机是考古式的而非社会学的。他的前人有如沃克·埃文斯、贝列尼斯·阿博特、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以及弗雷德里克·埃文斯。

泰斯在谈到裴特森项目时说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他的全部作品：“重要的是我所寻求的文明”。在这里，他给予我们文明那些明白无疑的痕迹，他称之为“忧伤之美”。在大部分这类照片中，人类是虚无的，通常是无形的；人造的构筑物逐渐但却势不可挡地恶化下去；凡能够侵蚀之处，平淡乏味的自然仍延续存在着，毫不留情，彰显自己的权威。

不过裴特森仍继续存在着，就像泰斯向我们展现的其他乡镇和城市一样。如同之前巴黎的阿杰，泰斯在他的照片中并未冥思未来将不复存在的环境，而是空间典型的切面，饱含人类的历史，等待着下一次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