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立国教授，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他是画家中的思想者；他的艺术特立独行；在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他的“现代主义”不是舶来品，而是自觉的需要。

应该说，在以20世纪后半叶作为人生主要阶段的那一代人来说，能够有此三者兼具的艺术家，简直奢侈。我并不是在此故作吹捧之词，也非要体现一个晚辈对前辈的敬重，如果有人质疑，可以去读读张立国教授的《自述：我喜欢自然 真实 面向未来》。

在那思想的独立性被遮蔽的年代，一个人能够独立思考，是多么的不易，虽然他不可避免的还是受了时代的限制，但从张立国那一张50年代的书单来看(普恩加莱《科学与假设》秦思《物理学与哲学》海森堡《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已经足以让一个青年思想者欣慰成长，果不其然，1979年他写的《抽象、科学、艺术、文明》，应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美术界最早的从大格局、系统思考艺术的“抽象性”的著述之一，他的《不可避免的选择——油画与现代观念》一文，也可视为85美术思潮时期中年一代艺术家对选择现代艺术的成熟思考的典型文献。

一个画家的思考与哲学家不同，他的思想可以从绘画中呈现。张立国教授的艺术在表现和抽象之间，用色纯净、结构富有张力，他的颜色有时会十分强烈，但在思想的围护下，却仍然显得平静。拉长的人或人投射在空间中的曲折的影子，以及智者的背影，初时或许是哲学的、焦虑的，但越到后来越概括，越自由放松，终成为他探索绘画语言和思想融合的标志性图式，而在中国美术界独树一帜。近三十年来，他的绘画风格绵延前行，前后关系清楚，沉静而没有犹豫。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变革时代，张立国教授的这种坚定，值得虚浮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反思。

“现代性”在中国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词，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也许可以概括为艺术的形式如何追求思想独立表现的过程，而不是一般认为的“西化”。由于写实绘画中欧洲传统的强势，以及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的滥觞，失去民族文化自信的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新艺术的时候往往表现出彷徨和无主。然而张立国的“现代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令常识失常，1950年代以来的主流美术教育没有使他停留在现实主义，除了他的偏于理智的天性外，可能与他全面的、结构性的对科学技术背景下社会及哲学的演变有深刻的认识有关，还是回到前面的书单——这份五十年代的阅读如果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结合起来，将会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力量。因此，有理由说，张立国教授在艺术上的现代主义是自觉的，是在中国独特的环境下慢慢滋长的少数结果之一。

我想，很多的同行和观者会在张立国的作品前感慨：这又是一个远没有完全发现的画家，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市场和资本的混乱后，中国的艺术史的最大使命，可能在于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发现。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